精源库存急剧下降，一次患者的分流安排。
精源库存紧急时，患者分流首要是供精机构的合规调度，而非患者自己找捐精者，也非医院根据个人关系暂时“匀”样品。
这里所说的“库存”并不是指有多少个捐精者，而是指经过筛查，检测，冷冻保存，复核，仍符合使用要求的精源数量。
人类的精子库如果发现可用冷冻样本不够时，一般要先核实库存台账，样本状态，捐精者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然后判断短期波动或持续紧张。
真正要分流的时候，决定不能仅仅由接诊医生说出来，而应该放在精子库的管理、辅助的生殖机构的协调以及卫生健康的行政监管的范围之内。
患者首先遭遇的，或许是预约时间变动、暂停进入供精阶段，或被告知需转至另一家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评估。
这并不意味着患者的诊治资格被取消，也不代表原机构可以将患者的资料直接转交给任何一个机构。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具备相应精子库的资质，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也需要获得人类辅助的生殖技术的许可，双方不可以用普通的冷库，个人中介或者未经批准的医疗所代替。
分流安排一般先看是否有同区域，同类资质的机构可以承接，然后看现有的精源是否能够依法调整。
如果是跨省调配，则更不能理解为物流公司间的一般转运，应按现行供精管理规则、样本追溯以及卫生健康的行政管理规定办理。
具体由哪个级别的审批、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和记录，各地执行情况有所不同，请以国务院卫生健康委和省级人民政府公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样本由一家机构转为另外一家，至少要追踪来源，检测状态，保存条件，交接人员及最终使用。
交接记录并非形式，因为一旦冷冻样本出现标签，温度，批次或者身份对应的错误，后续就难以通过患者回忆来确定责任。
因此，合法的分流方式不允许患者用一个样本的编号自行找接收医院，也不允许个体直接向患者提供精子。
供精制度的双盲与保密要求依然有效，患者、捐精人和临床医生之间身份隔离不可因库存紧张而分开。
患者也不能被要求向熟人询问捐精者的情况，或者通过网购买所谓的同源精源。
这种渠道无正规筛查，冷冻样品管理及质量追溯，出现健康损害，身份争议或者财产纠纷，往往既无可靠证据，又无正常医疗保险。
分流时还需要解决知情同意的问题。
原来知情同意书若仅限于原机构供精安排，转至新医疗机构后，一般需由接收机构再次核对身份，适应证，技术安排及相关风险，并按要求进行必要的告知和签署。
患者不可以因为排了一次队就默认同意另外一家机构的所有安排。
供精受孕牵涉到受者家庭重要人格与家庭权益，医疗机构需按照个人信息的保护、病历的管理以及伦理审查的规定控制资料的流转。
可以转的是做诊疗所需要的信息，而不是整个无关的个人资料。
从患者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存在内部名额”,而是新的机构是否具备相应的审批资质，样本是不是来自有资质人类精子库，以及转接之后由谁来保存、使用、解释。
患者可要求机构说清楚分流的原因，预计的流程，是否要重新评估，原有的检查资料是否可以依法转交，以及费用与预约的衔接情况。
机构不能以“库存告急“四个字代替具体告知，也不能通过分流强制患者购买无关供精的服务。
但是库存不足并不代表机构必须马上将所有患者均分配到其它地方。
精源的使用受捐精者的健康筛查，样本的合格情况，精源使用的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的限制，以及不同的阶段的复核，淘汰和停止使用。
一批样品暂时不能使用，可能检测复核尚未完成，也可能捐精者的相关信息需重新核查，这些都无法通过“先用后说”来解决。
人类的精子库还要继续接受质量监督、年检以及相关监管检查，库存紧张的时候更应该保留完整的记录，而非为了消除排队压力而放宽筛查的标准。
辅助生殖医院接收患者后，临床医生仍需依据患者当时身体状况及技术规范做出医疗判断，精子库主管供精相关工作，不能将临床责任简化为样本提供者。
出现延误的时候，责任也要从各个环节去查。
如果库存数据不真实需要查看精子库的台帐及管理流程;
若转运保存不妥，需查交接与质量控制录入。
如果没有通知就转移了个人信息，需要查看医疗机构信息处理的依据和授权的范围。
如果是没有批准的机构进行供精的话，则是更大的合规问题，应当向卫生健康部门反映，而不是再通过中介来协调。
我个人认为，患者最易误解的是，将“分流”视为“降低标准。
合规分流核心正是将患者从暂时不能承接的环节转变为同样受监管，可追溯，能完成知情的同意与伦理的审查。
面对通知的时候，可以先确认三件事情。
第一、看接收机构及相关人类的精子库是否处于官方公布许可范围之内。
第二，看样本调配与资料转交有没有正式流程，而不是私人许诺。
第三，看新知情同意与费用说明清楚否，遇含糊说法要求书面说明。
如果对方说“有内部精华”,但说不清资质，来源，保存与追溯，先不要当作正规的分流。
库存变化，预约也可能变动，但双盲、知道同意、筛查与监管等底线不能因精源紧张而降低。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