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精子库:捐精复筛的潜在风险。
复筛不是为捐精样本加一个“绝对的安全”的标签，它可以减少已知风险，但不能减少窗口期，检测局限与流程衔接的风险。
捐精一般不会是采集一次，检测一次就完成的，而是需要通过健康状况问询、医学检验、实验室检验、样本处理和保存管理和后续复核。
这里最易被忽视的是，复筛是针对特定时间点可以发现的问题，而非捐精者一生的健康状况。
按照《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依据相关技术规定，人类精子库需要对供精者开展必要健康评估及医学筛查，对精液样本进行规范管理
具体的检测项目，复核要求以及样本的使用条件，请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公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第一种风险来自于检测自身。
任何的实验室检测均有适用范围，也有可能是假阴性或者假阳性。
感染性的疾病特别是检测窗口期，一次检测未发现异常，并不代表以前或以后都没有感染。
因此制度设置复筛，随访以及样本保存，并非是第一次检测不可靠，而是为了避免时间因素造成的漏检。
但是复筛也并非万能。
如果供精人在两次检测中发生健康改变，未按要求提交报告或后续联系中止，机构所掌握的信息可能不全面。
遗传的风险也是一样。
常规筛查可以覆盖规定项目及已知风险，不能排除所有罕见的遗传变异、未被认识疾病和家族史变化。
捐精的人当时没有什么症状，也不代表他们的后代不会有与遗传有关的健康方面的问题。
这并非对捐精者进行污名化，而是一种医学筛查的界限。
第二种风险是样本与信息的连接处。
样本采集，编号，分装，冷冻保存，复核与出库，任何一步都要身份核验，记录留痕与岗位之间复核。
真正要警惕的是，不仅仅是“是否做过检测”,还包括检测的结果是否正确联系到对应的样本，样本是否能在规定的条件下保存，出库之前是否完成了必要的审核。
如果编号错误，记录不全，人工交接错误，风险可能由实验室转移到管理部门。
这些问题一般不能被人肉眼识别，只能通过机构质量管理，授权制度及可追溯记录发现。
因此，正规的人类精子库要按照技术规定管理样本与档案，不能私下转交，也不能将供精直接交由无资质的机构进行使用。
第三种风险是隐私与知情同意;
供精者健康资料，检测结果及身份信息是敏感的个人信息，受者在接受辅助的生殖服务的时候也会产生相应的保护医疗和生育的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有卫生健康方面的规定，要求处理这些信息有明确的目的、必要的范围以及安全的措施。
《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还要求保密供精者与受者的信息。
保密并不代表档案永远不出问题，而是说明机构不能将身份信息作为一般业务资料随便使用，披露或者交换。
如果信息泄露，影响的不仅仅是成年人，也可能是通过辅助生育出生的子女和家庭的关系。
知情同意不能仅仅理解为签一个表。
受者应通过正规的辅助生殖器官了解供精方法、已经完成的医学检查、可能的剩余风险和资料使用范围。
供精者应如实供应健康信息，并配合机构复核及随访。
如果有人说“百分的百不会有遗传病”或者“完全不会有任何风险”,这个说法本身不符合医学与制度的现实。
出了问题，不能简单归因于捐精者，也不能将全部责任推给受害者。
供精人隐瞒重要的健康信息，可能涉及法律责任与合同责任，具体要根据事实判定。
精子库与辅助生殖医院若未按规定进行筛查，保存，复核，知情同意或者信息保护，将承担行政，民事等责任。
《民法典》人格权编,《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以及相关的管理规范，是追究责任与保护权益的基础。
至于机构有没有履行这些义务，取决于病历与知情同意的材料，筛查的记录，样本的编号记录，复核的结果，出入库的记录还有信息保护的制度，而非仅仅看宣传页面的一句话“严格的筛查”。
一般人判断风险，首先看是否提供服务机构经卫生健康部门批准。
再看是否可以说明供精过程，复筛依据，样本管理以及信息保密规定。
如果遇到个人直供精，地下交易，不能说明样本的来源或要求避开正规的知情同意过程，风险不仅是医学上的，也可能不受到法律的保护。
对已发生具体争议，应当保留合同，告知书，检测记录及缴费凭证，向机构所在的卫生健康部门反映情况，必要时以合法途径予以处理。
复筛可以降低可识别，可管理风险，但不能代替长期的制度管理，也不能包装成绝对的保证。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