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制度中，捐精过程几乎没有可由个人或者机构自己决定知情同意的例外。
捐精并非一般体检项目，也非将样本交由机构即完成。
它涉及到供精者本人，接受辅助的生殖治疗夫妇，以及将来出生子女长期权益，因此知情同意为进程的前提，并非事后补签手续。
按《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根据相关的技术规范，精子库应当告知供精者捐精的性质，流程，可能会涉及的检查，样本的使用范围，保密要求以及相关责任，然后由供精者自行决定。
这里“同意”一般应该建立在真实，充分，可以理解的信息之上，并以规范的方式保存。
只要拿到了一张签名纸，并不代表完成了有效知情的同意。
若说明内容不全面或供精者未能真正理解被要求签字，则后面样本采集与使用可能存在合规问题
最容易误解的是，将“保密”当作“可以不告诉”。
供精者身份信息，健康信息及遗传信息受保护，受者一般不知道供精者真实的身份，供精者也无法根据此要求知道受者家庭状况。
但是保密是针对身份与个人信息披露的范围，不代表机构可以不告诉供精者样本如何使用，也不代表受者不接受辅助的生殖治疗知情的告知。
同样，供精者不可以私下约定，将精液直接交付给个人。
人类的精子库进行筛查，保存，检测，使用以及记录都需要在批准机构内按照规范进行，非正规渠道不具备相应质量控制，也不受完整法律保护
有哪些情况看上去像是“例外”。
第一种，是受访者家庭所获取的信息范围有可能受保密制度的限制。
医疗机构应告知治疗方法、供精辅助的生殖性质、已知的风险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但不会将供精者姓名、联系人等身份信息提供给受者。
这并不是免除受害人知情同意，而是将应当告知医疗信息和不应当披露身份的信息分开来处理。
第二种情况是样本在进行医学研究的时候，会有伦理审查的特别处理。
《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允许伦理检查关注研究的风险，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同意的程序是否合理。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伦理委员会能够审查一些研究资料是否再次使用、是否能够重新获取同意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人员能够自动免除捐精的同意。
研究的用途、样本的范围以及信息处理的方式如果超出了原先的同意范围，一般还需要看是否重新获得了同意，是否需要再次进行伦理审核。
研究里的例外不可以直接用于临床供精。
第三种情况是有人将未成年人，无民事能力人或意识不清者拿来与普通供精者相比较。
这样的身份和状态正好说明自主决策能力不足，不能理解为“可由别人代他同意捐精。”
捐精涉及到身体，遗传信息以及后代利益，机构不能以家属签字代替本人有效意思表达，也不能在本人不能理解、不能表达的时候继续进行。
至于医疗方面的紧急情况，相关规定有时候会允许在不能及时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先行采用必要的救治方式。
但捐精无紧急救治性质，不能用紧急医疗例外代替供精者或者受者事先同意。
受者在接受辅助的生殖治疗的时候，也应该由有决定权的本人依照医疗机构的要求做出知情的同意。
对于夫妻共同进行治疗的事宜，不能简单地由一方替代另一方做出全部的决定，具体的签署要求还需要看现行的技术规范以及医疗机构合规的流程。
若一方不愿意，或对供精方式，样本使用，信息保密等重要事项未作真实意思表达，机构无法通过“先做再解释”予以补救。
这些问题出了问题，责任也不仅仅在签字人身上。
精子库负责样本管理以及供精流程的责任，实施辅助的生殖技术医疗机构负责诊疗和告知工作，伦理审查部门负责研究项目的相应审查工作。
记录不全，告知不到位，超量使用样本，或泄露供精者的信息，都可能涉及到行政监管，民事责任以及个人信息的保护。
《民法典》人格权编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身体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处理都是一般性的保护，但具体的责任还要看行为、证据以及损害后果。
判断一个情况是否合法，可以先问三个问题。
是否有明确的现实依据，是否经过应当经历的伦理或者行政审查，能否在记录中表明为何没有以通常的方式获得同意。
三项中只有口头解释，或只是“行业中都这样做”,不能将其视为知情同意的例外。
具体还要看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的现行文件，不能以网上流传的老流程代替现在机构的要求。
一般来说，捐精的临床流程是不能由个人私下放宽知情同意的，真正的例外可能来自于明确的规则和正式的审查。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