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成本不是签一个字面上的普通同意书，而是接受一些身体信息，遗传信息以及未来选择权进入一个长久保存、多人交流的医疗体制。
这件事情不能仅仅理解为一次检查加取精。
根据现行规定，捐精者需接受身份核查、健康问询、医学检查及遗传筛查，相关资料需由人类精子库保存、管理。
签字后，精子是否已使用，还能否撤回，撤回影响到什么程度，不能用一句话“我反悔”来概括，要看知情的同意文件及实际使用情况。
最容易忽视的代价，是隐私的控制权减少了。
精液样本自身有遗传信息，病史，检查结果及身份资料又是高度敏感个人信息;
精子库存在保密以及信息管理的义务，工作人员也并非可以随便查询或者对外公开资料，但是制度上保密并不意味着现实中有绝对不会被识别的保障。
随着商业的基因检测，亲缘匹配以及网络信息的传播，一个人将来可能会从亲缘关系，家族病史或者其它间接线索来推断生物学的联系。
这并不代表合规供精必定暴露身份，而是说，捐精者不能将“双盲”视为一项永远的技术诺言。
筛查可以发现一些感染，染色体或者遗传的风险，但不能排除所有疾病，也不能确保出生的孩子必须健康。
现有的医学检查受检测范围，时间及技术能力限制，一些疾病可能在捐精前没有表现，或当时未被医学正确认识。
因此，知情同意并非精子库为捐精者提供“无风险”保证，也非捐精者为未来孩子提供健康保障。
当医学信息发生更新的时候，相关机构将按照现行的规定以及管理流程进行处理，但是捐精者能否知道某一具体的后续情况，还需要看信息的性质、使用的状态以及适用的文件。
这里真正需要签订的是接受筛查的边界，而不是将身体与遗传结果全部交由别人来承担。
在合法供精辅助的生殖条件下，捐精者一般不会因提供精子而自然成为法律上的父亲，也不应当承担抚养责任。
受者家庭与医疗机构的安排，也不以捐精者为家庭关系为基础。
但是法律身份并未自动建立，并不意味着心理上的想法会消失。
捐精者以后结婚、生孩子、告诉伴侣这段经历，可能会遇到尴尬、误会或者价值观的冲突。
这并不是制度为他付出的成本，知情同意也无法为他预测未来的家庭成员会怎样。
对于受害人家庭而言，知情同意的成本是承认辅助的生殖不是一个结果确定的过程。
医学评估，精源使用，受孕与妊娠都有不确定性，筛查通过并不意味着没有遗传或者出生缺陷的风险。
受访者还需要知道资料的保密，医疗记录的管理，辅助生殖的技术可能会出现失败或者并发的情况，以及子女的相关信息的法律和伦理复杂性。
具体告知要求由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完成，不能用网络经验代替当面讲解。
知情同意不能被误解为一张免责书。
医疗机构还是要按照。《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依据有关技术规范进行采集，筛查，保存，调配与使用。
如果机构未履行告知、保密或技术管理的义务，签字也并不意味着机构能够免除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
反之，捐精者签名后也不能将所有后果推给机构，因为真实的身份，健康史以及重要的家族病史若被故意隐瞒，将会影响到筛查判断以及后续安全的管理。
出问题先看三个东西。
先看签署知情同意书，确认告知哪些事项，资料如何保存，样本在什么情况下可撤回。
再看是否为卫健部门批准的正规人类的精子库或者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是否可以提供正式咨询、检查及记录的流程。
最后查看问题是医疗风险，个人信息的处理，还是身份与合同的争议，分别向机构，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或者其它有管辖权的单位反映。
非正规途径不受同样制度保护，无法确定精源来源，筛查真实性及后续责任等。
判断一份同意是否可以签署，不要仅仅问“是否有钱”或“是否泄密”,而要逐一问清样本如何使用、资料谁可以看、风险被告知到何种程度，以及自己能否接受多年后仍不能完全掌控这些信息的来源。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