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双盲”并非科研试验中的谁也不知道分组，而是捐精者与接受供精者的家庭不认识，个人信息也无法在一般流程中相互披露。
更重要的是，双盲不代表没有记录，也不代表出了问题就找不到人。
人类的精子库要分别管理供精者身份，筛查资料，精液样本以及使用去向，并通过编码将它们联系起来。
接受供精者一般看到的都是医学上的必要信息，而非捐精者姓名，住址，单位或联系人。
捐精者不知道精源最后是哪个家庭使用的。
这条界限主要是为保护双方隐私，也避免精源成为可由个人直接分配的商品。
很多人都把双盲理解为一个密闭的黑箱子。
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对外公开、对内追溯”的纪录制度。
从捐精者到机构开始，首先需要身份核验，健康情况问询，医学评估及相关筛选。
具体的筛查项目及复核要求，按现行人类精子库的基本标准，技术规范和机构批准的程序执行。
捐精者需经知情同意，明确样本用途，信息保密，可能发生的医学风险及撤回等事宜的适用范围。
这里知情同意并非签一张纸就完成，而是机构需要说明重要事项，并记录相应的记录。
样品合格后，机构将进行检测，处理，保存及质量管理工作。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留下可以对应样本编码的资料，不能仅凭工作人员的记忆，也不能仅靠一张写有姓名的便签来传递。
样本在使用过程中，接受供精医疗机构需按规定核对授权，样本信息及受者资料;
受访者的知情同意，并不仅仅是同意使用精子那么简单。
其中一般包括辅助生殖的性质，可能的风险，出生子代的相关事宜，资料保密以及后续的医疗管理等。
具体的文书内容以及办理的步骤，各地以及不同的机构可能会存在不同的情况，请以卫生健康部门的批准文件为依据。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于精子库与辅助的生殖机构的衔接。
例如样本编码误录，交接复核未做好，或纸质记录，电子系统与冷冻储存位置之间未及时相对应。
不是双盲失效这么简单，是样本管理以及医疗质量的管理出现问题。
因此规范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保密，还包括了身份核对，样本标识，交接管理，质量控制以及异常记录。
若有疑问，机构可沿编码查询样本来源，处理过程，使用批次及相关责任流程。
可以追溯并不代表可以将信息随意告知当事人。
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定对医疗健康的信息有较高的保护要求，生物医学的资料也不应该因为有人的好奇而被公开。
机构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权利将捐精者的资料交还给受者，也不能将受者家庭的情况反馈到捐精者身上。
亲戚、熟人乃至网上所谓的“关系人”进行查询，也不能当然得到信息。
但是保密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依法进行调取。
发生医疗事故、样本质量的问题、严重的不良反应或者监管调查的时候，有权利的卫生健康部门，司法机关以及有关机构可以在规定范围内查阅必要的资料。
这种调取要有依据，有范围，并留下相应的记录。
另外，儿童出生之后身份、健康以及遗传方面的资料，有可能在以后的医疗管理，医学研究或者依法行使监管职权时使用。
这不代表捐精者与家庭可以自建联系，也不代表机构可以永远开放所有的信息。
资料的保存、使用以及共享，受知情同意，伦理审查，个人信息的保护和人类辅助的生殖技术的管理规则的约束。
研究用途与临床应用也不能混淆。
若资料用于涉及人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一般需依伦理审查及有关知情同意方可办理，不可用临床供精授权代替研究授权;
另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是双盲保护是身份关系，而不是隐藏医学信息。
接受供精家庭仍需提供与医疗决策关联的必要资料，如样本质量以及与安全有关的筛查报告。
这些资料必须经过规范的整理，不可以以隐私保护为由使受者在无必要信息时作出决定。
反之，受害人也不能要求公司提供能识别捐精者完整背景的资料。
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许多人将“想知道”理解为“有权知晓”,又将“机构可以查到”误解为“机构应该公开”。
按照现行的制度，供精应当由经批准人类精子库以及具备辅助生殖技能的正规医院进行。
个人直接供精，私下买精或通过网络换身份资料，均不受此制度的保护。
一旦出现感染风险，亲子争议，信息泄露或者样本来源不清的情况，参与者可能缺乏完整的医学记录，也难以确定责任人。
判断一个流程是否合法，首先要看机构是否有人类的精子库或者辅助的生殖技术相应的行政许可，然后看是否有正式的知情同意以及编码管理的记录。
不要将“可以看到捐精者”、“可以挑选和直接联系”、“承诺不留档”当作服务优势。”
这些说法正说明它可能避开了双盲与可追溯的要求。
如身份泄露，疑为非法供精或者机构拒绝提供合规依据，应当留存正式文书及缴费记录，并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反馈。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