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去人类精子库问捐精者是什么人，工作人员一般不会因对方是配偶，父母或者成年子女，就直接说姓名，联系方式，外貌资料或者遗传筛查的记录。
这并非是工作人员刻意将话说得含糊不清，而是供精的管理从登记到筛查再到冷冻样本的使用，都将身份隔离与信息保密置于流程之中。
家属询问的时候，第一步并不是翻档案，而是首先确定询问人身份、和受者的关系和是否有受者自己明确的授权。
如果仅仅是陪同看病的家属，或者拿着受害人的身份证件来询问，也不代表取得了调取信息的权利。
人类的精子库面临这样的问题，合法的说法应该是说明保密的范围，告知可办理的事项，而不是透露不应该公开的个人信息。
这里保密的对象不仅包括捐精者，也包括提供供精服务家庭，胚胎或受精记录，精源使用状况。
按照现行的管理规定，供精服务是双盲管理的，捐精者一般都不知道精源到底用在哪个家庭，受者也不会从精子库中获取捐精者可识别身份的信息。
双盲并非是一句宣传话，而是需要样本编码，资料保管，人员权限以及使用记录相互隔离，以免一个普通的窗口人员就可以将编码对应到个人。
捐精者提供的健康资料，遗传筛查的结果以及随访的信息，涉及个人的信息保护与人格权益，不能作为随意查阅的一般病历。
家属最经常问的是，能不能看一下捐精者年龄，学历，职业，长相或家族病史?
精子库在现行规定允许的范围之内，向接受辅助的生殖服务者说明精源合规筛查及必要医学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开捐精者的身份。
能告知多少?取决于供精项目告知材料，知情同意的文件，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所在地的具体要求。
特别是带有组合性质的信息，即使没有写上姓名，也可以通过职业，籍贯，罕见疾病或者照片将人重新认识出来，因此不能以“只说一点”代替保密审核。
受害者本人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不代表她的家属能自动获取所有资料。
知情同意核心，是让接受服务者知道供精的安排、风险以及信息处理的方式，并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将决定权转移到整个家庭中。
如果受害人要求由配偶代办，一般应按精子库或者辅助生殖的要求，完成身份核实和书面授权，授权范围也应写明。
授权解决了业务沟通的问题，但不能破除捐精者的身份保密，也不允许家属请求精子库给予联系方式，社交账号或在线见面。
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是，家属担忧后代发生遗传或者传染性疾病，希望通过追问捐精者来确定原因。
这时应该由经批准的辅助性生殖机构及人类精子库根据医学资料核查，而非由家属自行寻求捐精者。
如果需要核实医学安全的信息，精子库可以根据内部的质量管理，样本追溯以及监管要求去处理相关的记录，必要的时候可以暂停使用，复核或者报告主管部门。
这样的核查目的是保护受害者和出生后的健康，而非将个人身份交由任何一个人。
精源的使用上限，捐精次数的上限，样本的编码以及冷冻样本的流转记录，也是精子库需要不断管理的。
受访者可询问与自己的治疗直接有关的供精资格、样本来源合法性、知情同意能否完成，以及有疑问时由谁来解释。
但这些调查不应成为对捐精者的个人生活调查。
人类的精子库本身也要承担精子库的资质，设立审批，年检，质量控制以及卫生健康部门的监管，跨省调配不得由个人或者机构自己决定。
家属如果觉得工作人员的拒绝说明太简单，可要求对方说清楚保密依据，资料申请过程及申诉渠道，而不是当场破格调档。
正规的回答应留有必要业务记录，包括询问事项，身份核验，授权情况及答复内容，涉及敏感的信息还应控制接触人的范围。
如果有人说可以私下查看捐精者的资料，绕过双盲获取精源信息，或通过地下的供精联系到所谓的“适合的捐精者”,就不是正常的服务。
非正规途径无法受到人类精子库的监管，样本来源，传染病筛查，遗传风险，亲子关系及后续责任均无法保障。
家属发生这种情况，应停止继续进行交易或者传播资料，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或正规的辅助性生殖机构报告。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保密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提供任何信息。
依法受理卫生健康监督、司法调查、处理公共安全事件的时候，精子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提供必要的记录，一般家属不可以“关注病情”代替这一法律程序。
判断一个家属的问题是否能得到合法答复，需要看三个方面，是否核实身份，是否确定授权，是否只回答和供精服务有直接关联的内容。
如果绕开授权就要求给出姓名，照片，联系方式或者完整的遗传档案的话，都不属于人类精子库的保密制度中的正常行为。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