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家庭孩子知道时机，何时告诉孩子最好。
最好的时机，一般不是等孩子长大后突然告知，而是孩子还小、可以用简单的语言理解的家庭关系，逐步讲清供精受精的事情。
中国现行的规定并没有规定一个适合所有家庭的年龄，也不要求父母在某一个生日前做出告知。
真正要避免的是将这件事当作一份必须一直保密的材料，让孩子从病历，亲属之间的争执或者基因检测的结果中被动知道。
供精家庭知情，应该是连贯的家庭沟通，而非一次性的宣布。
为何要尽可能提前。
孩子小的时候，理解家庭主要来自于日常的关系，父母可以用适合年龄的词来解释出生的过程，不必一次性讲完医学的细节。
学龄前的孩子可以先知道，自己是父母通过正规的医疗程序，借助人类的精子库精源出生的，父母一直都知道和期待他的来临。
到了学龄期，可以解释捐精者，冷冻样本，受精与辅助生殖等概念，使孩子知道供精是出生后的一个医学过程，并不代表家庭关系改变。
到青春期后，孩子可能会问遗传，身体特征以及健康的信息，这时应该更直接地说出事实，承认父母也有可能不知道的地方。
年龄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孩子的理解力、家庭气氛以及父母是否能稳定回应都需要考虑。
如果父母仍将供精视为羞耻或亏欠，首先到正规的辅助生殖医院进行咨询，通常比硬性告知更为重要。
这里有个制度上的界限，不能将人类精子库保密的制度理解为父母永远不会告诉孩子。
供精管理严格实行身份保密与双盲管理。捐精者和受者家庭一般不会直接联系，精子库也不将捐精者的个人身份交由家庭。
该项保密主要保护捐精者，受者家庭及出生孩子个人信息，并非要求父母为孩子制造另外一套出生的事实。
知情同意的文件，供精记录以及相关的医疗资料应当由有资格的机构予以保存和管理，家庭应当确定自己保存了什么与孩子的医学信息
孩子将来如果问捐精者的姓名、地址或者联系方式，父母不能自己向精子库索要，也不能通过正规渠道查询。
现行规则中，捐精者的身份信息是否可以向特定的主体提供，取决于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具体程序，不能将网上个案说法视为普遍的权利。
因此，告诉孩子时要分开讲“我是来自供精”和“我能随时寻到捐精者”。
家长可以要求如实回答，陪孩子到正规机构问可以公开的医学资料，但是不要事先承诺一定可以得到身份证。
另一个易被忽视的环节，是家庭内部首先确定说法。
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可能照顾孩子的人，至少要明白不能将供精经历视为争吵中的秘密或者指责资料。
若家庭成员不能接受保密界限，孩子越早知道，越容易将突然曝光视为欺骗。
是不是越早，越详尽越好。
不是。不是。
婴幼儿期没有必要说捐精筛查，精源使用的上限或者精子库设置审批这类制度细节，孩子听不懂，反而可能理解为出生经历有问题。
可以先说家庭事实与医学过程，等孩子出现问题后再增加遗传，健康史以及人类精子库的监管内容。
涉及到健康风险的时候，家长不要依据网上的信息自己判断，也不要将捐精者筛查结果视为孩子终生不会患有某种疾病
人类的精子库按现行供精管理规定进行捐精者筛查，样本检测及记录管理，但是医学筛查无法消除所有的遗传及后天疾病的风险。
孩子将来存在相关就医需求的时候，需要向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正规医院提供真实供精出生的信息。
这也是最早告知的价值，孩子在做家族史或者生殖健康的评估时，不需要先猜测信息来自哪里。
家庭还要保留人类精子库及辅助生殖医院提供的正式资料，不要以聊天记录或者模糊转述或者网上检测报告代替医疗资料。
跨省就医，跨省调配或者机构变更的时候，资料的衔接要依据当地监管及机构流程来办理，不可以自行复制或者传播精源的信息。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从孩子懂得家庭关系的时候开始，使用真实而不过分的说法，随着年龄逐步增加。
如果孩子长大了，以前没有告诉过，也不必再拖延到一个“完美时间”。
可以先与正规的辅助生殖医院的专业人士讨论表达的方式，然后选孩子情绪比较稳定、时间比较充足的场合，由父母一起说明。
判断是不是到了合适的时候，不在于孩子能不能说出“供精”这两个字，而在于他是否知道自己的出生过程中的一部分，并且相信父母不会为此改变对他爱与责任。
最重要资料，应该来自具备精子库资质和接受监督的正规机构，而非非正规供精途径。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