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家庭孩子知道时机，为何说“越晚越困难”?
“越晚越困难”并非说孩子越早就知道越好，而是越晚才开始说，家庭越容易将一次正常身世沟通转化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身份冲突。
供精受孕包括人类的精子库，捐精者，受者家庭以及辅助的生殖机构，孩子出生之后面临的并非一份冰冷的登记材料，而是“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爸爸妈妈为何这样做”这些逐渐变得复杂的问题
现行的规定并没有为所有的家庭规定统一的年龄，也没有请求医疗机构代替父母进行家庭内部沟通。
因此，时机并不是精确到一岁的最高门槛，而是看孩子理解能力，家庭关系以及父母能否把事实说清楚。
为何越晚越困难，第一个原因是孩子理解的方式有所改变。
年轻时，孩子往往先将供精理解为出生时的一个事实，重点或许仅仅是“医生帮妈妈怀孕”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分辨遗传关系，孕育关系以及养育关系，也会问捐精者是何人、有无同父异母兄弟姐妹，自身健康信息来自哪里。
如果以前家里一直将此事视为不可触碰的话题，孩子长大以后听到的不仅仅是“我并非遗传意义上父亲所生”,还可能会觉得自己被隐瞒，被排除于家庭重大决策之外。
这种伤心的感觉有时比精源自身的问题更难以解决。
第二层因素是信息来源无法控制。
孩子越大，越可能接触到除了出生证明之外的家庭资料、亲属闲聊、基因检测报告或网络信息，也可能在就诊时发觉家族病史和自己的情况不符。
如果他是第三方，偶然发现，或在家庭争吵中被告知，父母原本想要保护孩子的计划就可能被视为欺骗。
根据人类精子库管理的逻辑来看，供精过程注重知情同意，保密与双盲，捐精者与受精者不能自建联系，精源也不能私下转交给个人。
这些规则是保护捐精者，受者家庭及出生子女隐私的，并不意味着家庭必须将孩子永远地排除在自己身世的范围之外。
医疗机构所保存的资料并不是家庭能够随意复制，公开或者用于匹配他人私人档案的，涉及到个人信息的时候，还需要受到个人的信息保护以及医疗保密的要求的约束。
因此，父母不能将精子库保密简单地理解为“孩子永远都不该知道”,也不能将孩子想要了解身世，理解为要突破双盲，寻求捐精者。
第三层难题，是医学信息与现实管理的改变。
精子库按供精管理规定开展捐精者的筛查，健康检查，精液检测，样本的冷冻保存以及使用管理工作，医疗机构要按规定核对资料及记录精源的使用状况。
精源的使用上限，捐精次数的上限，年检，质量控制以及监管都是为了减少风险，防止同一捐精者精源被无限使用。
但是这些制度并不能使人的所有遗传风险变为零，也不能使未来所有的健康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清晰的原因。
孩子如果成年后关注家族病史，遗传风险或者生育问题，正规辅助的生殖机构以及有资质人类精子库才是确定行政策与医学资料界限的途径。
父母越早说明，越易于孩子形成固定的认知后，突然增加一个他未曾预料的身份。
是不是出生之后马上就说最好，或者越小就越好。
也不能这样机械的理解。
孩子没有基本语言与安全感的时候，直接堆砌供精、捐精者、精源等成人术语，或许只是增加了困惑。
更好的做法是，随着年龄以可理解的语言分阶段讲述出生过程，家庭决定以及遗传关系，不将这件事包装为秘密，也不将捐精者描述为另一个需寻的父亲。
父母间也要统一说法，防止一方隐瞒，另一方情绪失控的时候突然说出所有的内容。
如果家庭不知道告知的时间、措辞或者孩子的反应，可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咨询生殖医学，医学伦理或者心理专业的人员，但是咨询不能代替父母的沟通。
还要说清楚一个边界，孩子知道不代表他当然可以得到捐精者的身份信息，也不代表家庭可以从非正规渠道去查询，联系或者交换精源的资料。
我国实行人类精子库资质管理，设立审批与监管，跨省调配，样本使用及信息保存均按现行文件执行，地下供精与非法买卖的精源既不受到法律保护，也不能保证筛查，冷冻样本的质量及后续追究责任。
判断是否拖延了，可以看三条信号。
孩子是不是已经从别处得知了，父母是不是只能通过否认来维系说法，家庭是不是将供精当作一个不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及的秘密。
若三个问题中一个已经发生，则不宜继续以“等他再大点”无限延迟。
具体年龄与沟通方式仍需结合孩子状况及当地执行状况，政策以国务院卫生健康委、省级人民政府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但是原则很简单，越早地建立诚实，连贯，可以理解的叙述，就越不容易被孩子误解为“出生方式不同”,“家庭关系虚假”。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