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家庭孩子知道时机要先准备答案?
最好的做法是，不是在孩子突然问的时候临场决定，而是父母先想清楚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及怎么说。
供精出生孩子何时知道自己用过供精，现实中无一条适合所有家庭统一的年龄线。
但是知情时机不只是看孩子几岁，还要看他理解能力，家庭关系，医疗记录以及父母能否将事实讲清楚。
这件事情之所以要先做答案，是由于孩子问的常常不止一句话“我是哪里来的”。
他可能会继续问，为何要用供精，捐精者是谁，我和他有无关系，医院是否知道，我是否与别人不同。
如果父母没有梳理好，容易在害怕，内疚或者尴尬中反复说话。
孩子真正伤害的，往往不是知道自己是通过供精来受精的，而是发现爸妈长期回避，或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口中有不同的版本。
首先说制度界限。
人类的精子库供精管理体现在捐精者的筛查，冷冻样本的管理，身份保密以及双盲等方面。
捐精者并不是可以由家庭自己联系到生物学父亲的，受者也不可以通过个人的渠道选择或者索取身份。
供精过程还包括知情同意，精源使用限额，捐精次数限额，样本追溯与伦理审查等。
精子库保留的是依法保管的医疗精源，并非私下买卖或者个人直接供应的一般商品。
因此，父母要为孩子提供的第一个答案，是“这件事情在制度上是怎样的”。
可以看出，家庭当年是具备精子库资质的、经过设立的审批并受到监管的机构，依照人类辅助的生殖技术的相关规定来进行供精受精的。
可见，捐精者需经规定健康检查与医学筛查，但是任何筛查并不意味着对未来健康有绝对的保证。
需要说明的是，精子库以及辅助生殖的机构会保留必要的医疗资料，具体能不能查询，能查到多大范围，以现行规定及机构依法通知为准。
不要为了孩子安全，随口说“以后一定会找到捐精的人”,也不要将捐精者描述为一个家庭的成员。
第二种答案:“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父母可以将重点放到当时需要依靠医学技术来完成生育，而非将责任推给某人，也不必将不孕不育的经历说成是谁犯了错误。
“我们想要你，经过正规的医疗评估之后，选择了供精的技术”,这句话比编一个完整却无法被追问的故事要可靠。
但是，父母也不能将“你是我们的亲生”当作唯一的回答。
孩子可能问遗传来源，而不是否定养育的关系。
可以讲清楚遗传，怀孕，生产与养育，让他明白供精改变了受精所使用的精源，不代表改变父母的法律责任与长期照顾。
在中国的现行制度中，供精家庭需要重视知情和个人信息的保护。
捐精者身份信息是需要保护的一个个人信息，孩子出生、遗传以及生殖医疗的信息也不可以被父母、亲戚或者机构随便传播。
家里谁都知道，什么时候告知亲戚，是否允许亲戚在饭桌上谈话，都要事先约定好。
这不是要全家隐瞒，而是防止孩子隐私在他没准备的时候被公开。
第三种答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下一步怎么做”。
父母不能要求精子库必须提供超过法律与管理制度的个人信息，也不能让孩子通过非法渠道寻求捐精者。
所谓的地下供精，私人介绍或者非法买精源，不仅受法律保护，还避开了捐精者的筛查，冷冻样本的检测，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跨机构的监管。
孩子以后如果有医学方面的问题，应该由正规人类的精子库或者经卫健部门批准的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来核对和解释。
具体要看当地的文件、机构的留存情况以及当时的管理规定。
我个人认为，知情时机最关键的指标不是一个固定的年龄，而是孩子是否能听懂基本的事实，父母是否能稳定回答，家庭是否保护他隐私。
可先从家庭的事实说起，再随年龄增长补充供精，遗传及医学记录内容。
不要将首次告知放在争吵，就诊，亲属泄密或者孩子拿检测报告询问时。
也不要一次性将所有资料全部倒给孩子，让其独自承担成人的制度与伦理责任。
判断准备有没有充分可以问问自己三个问题。
能否责怪任何一个人说明供精是什么，能否确定哪些信息受到保密的限制，能否告知孩子有医学疑问需要通过哪些正规的机构进行核实。
这三点答不上来，说明时机不一定成熟。
先准备好答案，并非催促父母马上披露，而是使未来的披露无需隐瞒，猜测与临场敷衍。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中心(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