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精宝宝了解自己的身世，而不是身份信息的意义，首先不是满足好奇，而是让医疗判断，家庭沟通以及自我认识有个可以核实的依据。
这里说的不是身份信息，而是不直接指出捐精者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这类身份线索资料，比如经审核的健康史，家族遗传病的相关情况，体貌特征以及教育背景等等。
它不是半个身份，也不能理解为可以据此找出捐精者。
人类的精子库实施供精管理，主要安排是双盲，保密，知情同意与资料保存，目的是将受者，捐精者与后代的关系纳入可监督的制度之中，而非交由个人私下联络。
因此，身世知情与身份公开是一回事。
孩子明白自己是经过供精受精而出生的，可以回答“为什么我要关注这个特殊的出生过程”,但不代表可以得到捐精者姓名或其它直接识别的信息。
首先看医疗的价值。
孩子成长过程中会遭遇家族病史咨询、遗传风险鉴定或就诊资料的填写，一般家庭无法仅以养育家庭病史回答所有问题。
这个时候，精源来源，已经完成了医学筛查，捐精者的家族健康史上被允许提供非身份资料，可以帮助经审批医疗机构更好地整理问诊的背景。
但捐精者的筛查通过并不意味着后代不会得病，冷冻样本也无法消除遗传与环境的风险。
筛查是在特定时间、特定项目中的风险控制，而非未来健康保证。
如果家庭将“精子库检查过”理解为“不存在遗传问题”,则会误解这些信息的作用。
再看心理与家庭沟通的意义。
供精宝宝总有一天会问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完全回避常常会使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无法说明的空白，而适当、真实、合乎年龄的说明可以将出生事实与“谁养我”区分开来。
不是身份信息在此提供背景，不是代替亲情的证明。
例如，家庭可以证明孩子是通过正规的人类精子库得到精源的，捐精者经过了相应的筛查，可以公开的资料只能是制度允许的。
这比编一个普通受孕故事更安全，也比将捐精者描述为一个神秘人物更易被误解。
但是知情同意并非一次签字就完成的口号。
辅助生殖诊治中，受者应向正规机构提供供精安排，保密边界，资料使用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并依照现行规范进行知情同意
孩子什么时候知道，由谁说，说到什么程度，涉及年龄，理解能力，家庭关系以及专业支持，具体还要看当地文件和经审批的机构的安排。
制度上可以提供的资料一般也受个人信息的保护，伦理的审查以及精源管理的要求限制。
捐精者隐私不可因后代产生好奇而随意突破，受者家庭生育信息也不可被机构或者个人私自传播。
人类的精子库存储的记录还具有追溯和监管的功能，包括精源的使用，样本的流转，捐精次数的上限或者精源使用的上限等。
这些记录是为了保证安全、防止近亲繁殖的风险以及在发生医学方面的问题时做必要的核查而非任何人查询私人的档案库。
跨省调配，样本使用，年检以及机构资质也需要在监管范围之内进行，不可以因为家庭想要了解更多，就从非正规渠道去寻找所谓的捐精者资料。
网上售卖精源、承诺捐赠精子联系方式或以基因检测名义帮助定位个体，都不是合法身世知情途径。
非正规途径不能证实资料真实，也无双盲与隐私保护，发生健康损害，诈骗或泄漏信息时，受害者及孩子权益都难以得到保护。
大家往往将非身份信息视为一张捐精者的简历，制度实际上更像是一组经筛选、脱敏以及授权管理过的医学和背景材料。
它的意义是减少信息的断裂，而不是满足所有的追问。
资料可能会随医学认识的变化而更新，但不一定可以涵盖所有的家族史，也不一定能解释孩子的每一个特点。
如果后代以后需要遗传咨询或者相关的医学评估，应该由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根据现有资料进行判断，不能自己根据几个体貌来描述结果。
对于家庭而言，判断一个信息值不值得追问，可以先问问三个问题:它是否来自于有资质的人的精子库或者正规的辅助生殖的机构，是否是允许提供的不是身份资料，是否有明确医疗或知情的用途。
三者缺一，特别是要绕开双盲、保密与监管寻找个人身份，往往已经偏离合规身世的知情。
让精宝宝知道自己的身世，关键不是找出捐精者，而是让自己出生的事实有真实，有限，受保护的说法。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