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判断:供精后代相遇的概率不能用个人的感觉算出来，也不能宣传成绝对的零。
它取决于一个捐精的人形成了多少个临床可用的精子库，样本被哪些有资格的人精子库保存与调配，受者所在的区域是否重叠，以及后代未来生活、就业和工作流动的范围。
因此，真正的负责任风险沟通，并非给出一个看起来精确的百分率，而是将能够控制的环节以及不能消除不确定性说清楚。
在正规的供精过程中，捐精者并非将精液直接交付给个人，而是经由人类精子库筛查，检测，冷冻保存与复核。
精源在辅助生殖的时候，医疗机构按照供精管理规定核对身份与适用条件，供受双方进行双盲管理，受者一般不知捐精者是谁，捐精者也不知受者及后代身份。
这样的安排首先是保护隐私与家庭生活，其次也是防止私人联系，买卖精源以及未经审查的再次使用。
但是双盲并不代表世界上没有相遇。
如果同一个捐精者精源被合法使用在多个家庭中，这些家庭后代在一个城市、一所学校、一个行业或者网络社交平台上发生普通的相识，理论上可能。
相遇并不意味着受到伤害，真正需要进行沟通的是两种风险。
一是后代不知生物学关系时形成的亲密关系，另一是极少数的近亲生育所带来的医学与伦理方面的问题。
这里不能说“可能”是“常见”,也不能“没有公布统计”是“绝对不会发生。”
人类的精子库利用捐精者筛查，精源编号，冷冻样本的管理，使用记录以及精源使用的上限等方式降低聚集的风险。
捐精次数的上限，同一捐精者的精源使用管理，样本出入库与复核要求，依照现行规定以及机构获批的范围执行，具体还需要看国家和省的卫生健康部门发布的相关文件。
人类的精子库还要受到设立审批，资质管理以及年检等监管的限制，辅助生殖的机构也不得离开审批范围从事供精业务。
这里最常被忽视的是，风险控制不仅在一个冷冻样本上，而在于捐精者信息，精源流向，受者使用及后续记录是否匹配。
一旦发生需要核实的医学情况，正规机构应根据保留的档案及监管要求进行处理，而非家庭自行寻求捐精者或网络交换身份。
跨省调配不是一般快递能解决的问题，包括精源运输，接收机构资格，记录衔接及监管责任，须依照现行的审批和管理规定办理。
无正规渠道无同样筛查，冷冻，复核与追溯条件，所谓的“一个供体只供几家使用”口头承诺无法代替人类精子库正式的记录。
出了问题，地下供精可能会涉及非法购买精源、侵害个人信息及医疗安全的风险，相关健康和权益也难以受到法律保护
风险沟通需要知情同意;
接受供精家庭在签署同意文件的时候，应当知道供精治疗基本的流程，双盲原则，资料保密的边界，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需要咨询哪一家正规机构。
知情同意并不是要求家庭“永远不问”,也不是机构回避责任的纸张。
其作用是告诉受众哪些信息不能被披露，哪些可以在医疗的需要或者法定的程序下进行处理，以及后面遇到的问题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正式途径提出。
至于是否要告诉孩子出生的事实和供精的背景，是家庭要面临的长期沟通的问题，不能用一句话“机构保密”代替。
由于保密主要是对捐精者，受者以及后代的身份信息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家庭中永远不需要谈论与健康相关的出生情况。
如果后代以后由于遗传性疾病的评估，婚育咨询或者其他医学方面的原因需要知道供精背景的话，首先应该联系到治疗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有资质人类精子库，由专业人员进行核实处理。
机构不应随意透露捐精者的身份，家庭也不应以基因检测网站、社交网站或个人调查拼接他人的隐私。
监管制度目的并不是说“绝对不会再相遇”,而是尽可能减少不必要重复，在出现真实的医学需求的时候保留可追溯，可核查的办法。
一般人判断一个说法是否可靠，可以先问三点问题。
第一、信息来自哪个经批准的人类的精子库或者医疗机构，是否说明依据现行的文件。
第二，说的是制度的规定，机构的内部管理，还是个人估计和网络传言。
第三，它是否将概率视为零，还是反过来以未证实的数字造成恐慌。
任何承诺绝对不会相遇，声称可以私底下指定捐精的人或者教人绕开双盲，知情同意与筛查流程的人都不应该相信。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中心(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