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看供精后代是否会相遇，不能直接报出一个百分比，因为真正影响结果的并不是捐精者的数量，而是同一个精源产生了多少出生的后代，以及这些人的今后生活圈是多大的重合。
这里还需要区分两件事情，偶然相遇仅仅是社会上的碰面，近亲风险一般指两个有共同的生物学父亲者进入婚配或者生育关系后遗传的风险。
人类的精子库存在双盲、知情同意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捐精者，受者家庭以及供精后代身份信息，但同时也表明个人不可以通过正规途径随意查看同源后代的名单。
因此，公开资料一般不能支持“一个孩子一辈子遇见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概率”的精确估计。
可以算作风险结构的。
假设一个时期共有N个供精出生者，同一个捐精者的后代数目分别为N1、N2直至nk,在将配偶选择简单地看作随机的情况下，同一精源的配对机会可以以各组配对数的和除以所有可能的配对数来计算。
写为统计语言，即分子接近每个捐精者的N值取二组合数的和，分母接近所有n名人员取二的组合数。
这个模型仅说明“撞到一个精源”的基本概率，并非某人真实生活的结论。
因为人不可能在全国人口里完全随机识别对象，出生地，就学地，工作地，迁徙方向及家庭社会圈都会影响分母。
同一个精源的后代若分布在不同的省份，现实中相遇的机会很低，但如果长期聚集在一个城市，机会会增加。
反之，即使两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也要先了解、建立关系，然后走到婚姻中去，才会变成真正的近亲危险。
所以,“相遇的概率”与“近亲的婚配概率”之间有好几个条件，不能将前者当作后者。
人的精子库管理风险，首先是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
具体上限以现行供精管理规定、技术规定及主管部门的要求为准，不能将网络文章中流传的某一固定数字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
精子库还需要对捐精者开展医学筛查，健康评估及相关检测，对冷冻样本编号，保存，复核以及使用记录的管理。
受精治疗的辅助生殖医院也要核实供精的来源、适用的范围以及必要的身份证明，不可以接受个人提供的精液，也不可以将非正规的精源混入到临床中去。
这些记录一般要在精子库及医疗机构管理系统中保存，并接受年检，质量控制，伦理审查及卫生健康部门监督。
建立人类的精子库需要审批，提供精子辅助生殖需要相应的资质。
跨省调配并不是机构间想调就调，要符合现行的管理规定和保留可追溯的记录，具体还要看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现行的文件。
有人将“双盲”解释为谁都不记录，其实恰恰相反。
双盲主要限制不必要身份知道，精源编码，样本流转，使用情况及异常事件仍需按制度记载。
如果出现样本污染，信息错配或者其他管理方面的问题，责任需要在精子库采集，检测，保存，运输以及医疗使用过程中追究责任，而非由受访者家庭自行负责调查。
供精后代若担心与某人有生物学的亲缘关系，不能私下索取捐精者的资料，购买所谓的内部名单或者联系地下的供精中介来解决。
非法渠道受法律保护，可能引发身份泄露，样本来源不清，遗传病史缺乏及个人信息交易问题。
是否可以查询，由谁查询，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现行法律，个人信息的保护要求，医疗记录的管理规则以及具体事件的性质。
涉及明确医疗安全的问题，应由有资质辅助生殖医院以及人类精子库依照程序进行评估，必要时报告卫生健康部门。
遗传风险不能光看“是不是一个捐精的人”。
真正医学的判断还要看双方是否有共同的生物学父亲，是否携带同样隐性遗传病的变异，家族的病史是否全面，以及将来是否有生育的计划。
即使两人并非供精后代，也可能由于普通人群中共同祖源而带有相同的变异，因此不能凭长相，年龄或者一张网上检测报告来判断亲缘与疾病的风险。
反之，确定有共同精源，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病，风险评估需要由正规机构专业人员根据检测结果及家族资料来完成。
对于普通人而言，最有效的判断方法并非自己套公式，而是首先看三件事情。
第一、看供精是否出自经批准的人类的精子库，医疗机构有没有人类辅助的生殖技术资格。
第二，看机构是否说明了精源编码，样本使用，知情同意以及信息保密均依照现行规定执行，而不是以“私人渠道“内部精源“代替正式文件”。
第三、发生疑似同源或者明确婚育医学危险的时候，保留正规的就诊及供精记录，向审批机关或者卫生健康部门咨询，不要自行公布个人身份。
可以计算出制度设计下总体碰撞的风险，不能凭空计算某个人这一回一定会碰到近亲。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中心(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