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开，可靠的统一的数字可以回应供精后代相遇的可能性，但是这个风险不是零，而且能否降低，取决于人类的精子库精源使用的上限，信息保密以及跨机构监管的真正衔接情况。
这里所说的“相遇”一般并不是指后代必然会相认，而是指无亲缘关系认识的同父异母的后代，在学校，工作，婚恋或者基因检测的平台上进行接触，甚至是亲密的关系。
首先拆开概率问题。
理论上，一个捐精者所代表的出生者越多，后代之间的交集机会越大。
但是人类的精子库不是无限使用一个精子，也不是捐精者直接给个人提供的精子。
捐精者需经健康检查，遗传筛查，知情同意及伦理审查，精源需按规定采集，检测，冷冻保存及复核。
受精与胚胎移植由具备辅助生殖技能的医疗机构进行，供精过程与一般商业交易不一样。
风险评价不仅要看一个捐精的人有多少后代，还要看他们是否集中在一个地区、使用同一个机构、有没有跨省调配，以及将来是否普及到直接面对消费者基因检测上。
人类的精子库是双盲、保密的，受害者一般不知道捐精者的身份，捐精者也不知道受害者和出生后代身份。
这样的设计保护捐精者，受者家庭及出生后代隐私，减少私下接触与身份追索的伤害。
但是双盲并不意味着风险减少。
它解决了机构内部不对无关人员公开身份的问题，解决了后代长大以后自己参与基因检测，公布家庭信息或在现实中偶然认识可能性。
因此，人们常说精子库存在双盲，后代不可能相遇，这种说法将制度的作用说过头。
制度真正可控的是精源来自哪里，由谁保管，给谁使用，使用到了什么程度，出现问题是否可追溯。
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是控制后代的第一扇门。
具体上限以现行供精管理规定、技术规定及主管部门的要求为准，不能以网上流传的一个数字作为任何地区、任何时期的适用标准。
人类的精子库还要记录捐精者筛查记录，精源编码及使用记录，并按管理要求实施质量控制与年检。
医疗机构采用冷冻样本的时候，需要核实精源信息以及受者资料，相关记录不可以口头交换。
如果发生样本标识，登记，保存或调配方面的差错，责任追究应该回到人类的精子库以及使用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而不是由受者家庭自行承担核实责任。
跨省调配很容易被一般人忽视。
精源不能由个人带走随意使用，跨省调配应在有资质的机构之间按照规定办理，并受卫生健康部门及机构内部质量、伦理和信息管理的要求。
一旦发生地下供精，非法买精或直接供精，原有编码，筛查，冷冻保存及使用上限可能全部丧失约束。
这种渠道受法律保护，不能确保健康风险，亲子关系记载及后续责任追究。
从后代的家庭角度来看，风险评估还需要区分“偶然邂逅”与“近亲婚姻风险”不是问题。
偶尔在公共场合见面并不一定会造成实际的伤害，真正要制度加强防范的就是身份错误，重复使用的失控和相关人员不知情的婚恋关系了。
目前公开的信息一般不提供全国供精后代的精确统计，也不能根据此推断出一个家庭的概率。
这并非是回避问题，而是由于出生的数量，地区的分布，样本的调配，后代的迁移以及基因检测的使用情况都发生了变化，现有的公开数据没有形成可以直接计算的数据库。
可以查到的是机构资质与管理要求;
需要供精助孕家庭，首先要确定就诊机构及人类精子库由卫生健康部门审批，并询问供精的来源，知情同意，信息保密，样本编码以及异常情况的处理办法。
这些问题需要机构正式通知材料说明，不要信任个人中介，群聊截图或者所谓的内部精源。
如果家里担心将来信息披露的话，还应该了解机构怎样保存病历以及精源的使用记录，并依法申请查询、更改个人信息的界限。
医疗机构亦不得为满足查询需要，直接披露捐助者身份或者其他受助人信息。
我个人认为判断这种风险最有效的方法，并非追问一个看起来很精确的百分率，而是逐一核对三件事情:是否有资质，是否按照供精管理规定使用冷冻样品，发生异常能否依据正式记录追究责任。
这三个都不知道的渠道，风险往往不在于“后代相遇的概率”本身，而在于供精过程中没有受到监管。
具体执行要看国家卫健委、省级卫健行政部门的现行文件;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