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结论，公开制度中没有一个能够直接套用的供精后代的相遇概率，一次跨库的查询也常常查不到一个捐精者有多少个后代。
这里的“遇见”至少有三个意思，偶然在现实里碰面，发现彼此有生物学的亲缘关系，以及确认是同一个捐精者。
三者概率不一样，能不能查到也不一样。
如果只是问两个供精的后代在生活里碰面的机会，基本概率本来很低，因为它取决出生地，居住地，年龄，职业，迁移路线和社交圈。
但是同一个精源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越多，或者后代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遇到机会越多。
这仅仅是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推算，并非人类精子库可以向个人所承诺的结果
更易发生的是，通过医学或者基因信息找到亲缘关系，但这也不能反推一个全国通行的比例。
供精的管理目的并不是让后代永远不再相遇，而是把精源的使用范围控制好，保存必要的记录，保护捐精者及受者家庭隐私，减少近亲婚配这类公共卫生的风险。
人类的精子库在接收捐精者的时候，要按照现行的技术规范进行健康检查，遗传学相关的筛查以及传染病的筛查，合格后才可以形成可以辅助生殖的冰冻样本。
样本的使用需要受精源的使用上限，捐精次数的上限以及机构内部的复核记录的限制，具体的数字和执行的口径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公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这些限制可以减少同一个捐精者后代的数量过分集中，但不能降低相遇概率。
其实很简单，精子库管的是供精的过程，而不是后代长大后的所有生活方式。
供精一般采用双盲、身份保密的方式，受者一般不知道捐精者的身份，捐精者也不知道受者和后代的身份。
医疗机构与人类精子库所保存的是与供精，受精以及随访有关的必要信息，而非社会成员自行检索的家谱信息库。
因此，将一个精子库的编号放入不同的人类精子库需要查询时，往往卡在三个方面。
第一，精源编号是机构内部的管理信息，不一定可以在另外一家精子库直接识别到。
第二，不同的机构之间不一定建立面向个体的实时互动查询。
第三，在涉及捐精者，受者以及出生后代身份信息的时候，还要受知情同意，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伦理审查的限制。
跨省调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跨库查人。
合规跨省调配需要有资质、审批及运输记录，接受供精辅助生殖的机构也需要有相应许可，不可以因样本流动而向个人提供捐精者或者后代名册。
人类的精子库设立审批，质量控制以及年检，关系到机构是否可以开展业务，样本安全，记录是否能够追溯等。
它们并不意味着建立了任何一个成年后代都可以自己登录的全国性亲缘匹配系统。
那次跨库查询是否有意义?
有意义，但更像是确定制度边界与记录是否相连，而非测量一个准确概率。
若查询人是受访者家庭，一般应向有辅助生殖技能的正规医院或者相关的人类精子库进行正式咨询，由机构根据知情同意的文件、供精的规范以及个人信息的保护要求决定是否予以处理。
若查询人为成人供精后代，能否获取哪些信息，取决于现行政策，出生时所形成的文件，本人申请的事项及机构是否能够提供。
机构不得为满足好奇心，直接透露捐精者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或者其他可识别的信息。
反之，捐精者也不得不绕开双盲与保密安排，向机构索要受者家庭或者后代的身份证明。
有人将不同精子库间查不到理解为监管漏洞，也有人将“全国都可追溯”理解为已经存在的公开数据库。
这两个说法都说的太多了。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供精样本及相关记录应在合规机构保留并接受监管，具体机构间的信息连接，历史数据的整理以及跨省协作，不能以想象扩大为个人可用全国的查询权。
真正需要看的是机构是否具备人类精子库的资质，辅助生殖是否有相应的审批，查询的事项是否在原有的知情同意范畴之内，以及提出的请求主体与目的是否合法。
对于一般家庭而言，最好的判断方法并不是问“相遇几率多少”,而是先确定精源来自哪儿，使用它的医院是否获批、材料是否经过正规的冷冻样本流程。
对于怕近亲婚配危险的人，应当向正规的机构反映，由专业的人员依照现行规定来处理，不可以自行发送捐精者信息，也不可以通过非正规的渠道购买或者交换精源
不正规渠道不能保证样本的质量，也不受双盲筛查伦理审查追溯制度的保护。
因此，跨库查询可检验记录连接，但不能提供一个跨地区、年代与人口流动的一致性。
在现有的框架下，能查到什么，由谁来查，查到哪一步，首先是资质、授权以及隐私规则，而不是个人是不是认识一个机构的工作者。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