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精后出生的孩子，法律上一般不是将捐精者视为父亲，而是将共同生育的夫妻视为抚养的父母。
这件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孩子和谁有没有遗传关系，而在于是否依法生育同意，是否进入婚姻家庭，是否对孩子负有父母的责任。
大家都这样说，精源来自于捐精者，所以捐精者是“生物学爸爸”,丈夫只是帮着抚养。
制度并不是如此安排的。
人类的精子库是由捐精者和受精者之间进行双盲和保密的，精源只能在准备开展辅助生育技术的医院中使用，捐精者不会由于提供了冷冻样本，而获得了对出生孩子身份的权利或抚养权。
为何要这样设计?
因为供精是解决受孕需要的精子来源，而不是重建一个父子法律的关系。
若每次供精都使捐精者为法律上父亲，孩子的抚养，继承，监护以及身份确认都将发生无法收拾的矛盾，受者家庭与捐精者也可能会陷入长期的纠纷。
因此，现行制度将遗传来源与法律父母分离处理。
正规流程中，夫妻需经辅助生殖医院的医学评估与知情同意，丈夫同意供精方式，相关材料应由医疗机构依据供精管理规定保存。
这里所说的“同意”并非口头上说的就算了，也并非签一张纸就可以代替所有的程序。
它一般需要与夫妻身份，适应证评估，精源使用，保密要求和可能风险等相关内容一起入医疗记录，具体格式及要求视现行文件和机构制度而定。
在夫妻一致同意采用供精技术生孩子的情况下，孩子出生后，丈夫一般以法律父亲为主，妻子则以法律母亲为主。
孩子和父母的权利义务，原则上以亲子关系为主，包括抚养，教育，保护以及依法继承等。
这也解释了为何正规机构会不断强调知道同意，特别是要确定夫妻双方真实、自愿，清晰地接受供精的安排。
但如果丈夫后悔了，是否只因为孩子与自己无遗传关系而否认了父亲的身份。
通常不能将后来的反悔，直接推翻为当初从未同情。
在夫妻双方同意供精并依此进行辅助生殖的条件下，法院在处理争议的时候会考虑当时的同意，婚姻关系，医疗记录以及实际的家庭关系，而不是仅以亲子鉴定结论为唯一标准。
但具体案件也可能涉及是否真实，是否受欺诈或胁迫，是否有冒用身份，还有医疗记录完整等问题，最后需要有权机关予以认定。
这和一般亲子鉴定的纠纷不一样。
一般亲子关系的争议多以遗传关系与出生事实为主，供精案件还需看夫妻是否一起做出使用精源生育的决定。
捐精的一方也并非完全无规则约束，但是他的责任是在捐精的过程中，而不是做孩子的法律爸爸。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对捐精者开展健康筛查，医学检查以及必要的随访工作，并严格控制捐精的次数，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样本的流向。
精源在冷冻保存，复核，出库以及使用过程中，还需要接受人类的精子库资质、机构内审、伦理审查和卫生健康部门的监管。
这些措施是控制遗传、交叉感染、重复使用、信息泄露的风险，而非为了给受者找到一个可联系的亲生父亲。
同理，受害者家庭也不得绕开精子库，向个人购置或接受精子;
非正规途径未经供精筛查，冷冻样品管理，身份核验及使用登记，发生健康损害，亲子纠纷或者隐私泄露的时候，相关权益难以得到完整的保护，还可能会涉及违法的责任。
跨省调配不是个人拿样本自己转运，而是要看精子库的资质，设立审批，供精的管理规范和监管部门的认可程序。
很多人都担心的是，孩子长大了会不会被告诉捐精者的身份。
现行的双盲与保密制度不代表家庭可以随便编制医疗信息，也不代表任何人都可以私下查看捐精者的资料。
涉及个人的遗传信息处理，还受到个人的信息保护以及医疗隐私的规则限制，机构不得将捐精者的资料交由无关人员处理。
需要查询资料或者处理特殊的医学问题的时候，应当通过正规的医疗机构和法律认可的程序来办理，不能将网络传言视为查询权。
判断一个供精方案是否会影响到法律父母的身份，可以先看三个问题:是否有资质的人的精子库提供了精子，是否在审批的机构完成了辅助的生殖过程，夫妻双方特别是丈夫是否有明确的知情同意;
这三点无法代替法院判断具体争议，但可以帮助普通人分清遗传来源，医疗程序以及法律父母本身就是三个层面。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