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精后出生的孩子，法律父母一般不是捐精者，而是接受了辅助生殖并承担了父母责任的人或者双方。
真正要警惕的是，不是捐精者将来突然变成父亲，而是供精过程中知情同意，资质审查，资料保管与使用边界出现问题。
人类的精子库是双盲、保密的，受害者一般不知道捐精者的身份，捐精者也不能接触到受害者和出生子女可识别的信息。
因此，合规供精中，捐精者一般不会因遗传关系而获得监护，抚养或继承的地位，受者家庭亦不能以私人协议作为代替法定程序的证据。
这里说的“法律爸爸妈妈”,首先是看婚姻关系，夫妻双方明确的知情同意，实际的接受辅助的生殖事实，还有孩子出生后亲子关系的认定。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以及相关的技术规范将供精限制在经批准的医疗机构和有资质人类精子库内，私人找精，个人直供精及地下交易均不在此范围之内。
不正规渠道最大的风险是捐精者的身份不能确定，精源是否经过筛选、冷冻样品是否全过程可追溯，也没有人能提供可靠的证据。
如果发生传染病，遗传病或样本混合争议，受害人家庭可能既不能确定责任主体，也不能证明自己接纳的是哪一个精源。
正规机构按供精管理规定进行供者筛查，样本检测，编号管理及出入库记录，并接受年检，监管与伦理审查;
这不代表医疗风险为零，筛查可以减少已知风险，但无法排除所有的遗传因素，检测技术的局限以及后来发生的疾病。
第二层危险是同意文件;
接受供精一般是夫妻双方对于精源的来源，技术的安排，保密的规则，潜在的医学风险以及子女的利益知情同意，签字不能仅仅理解为一张纸。
如果一方不知情，或在胁迫，欺骗，重大误解下同意，以后发生离婚，继承，抚养争议时，举证会很困难。
医疗机构保留下来的病历，授权书，精源的使用记录以及相关的身份核验资料，常常比家庭成员口头说过的更能够说明当时真实的流程。
也正是因此，不可以通过代签，补签，隐瞒供精的事实或者修改记录“减少风险”,这样反而会造成新的责任的问题。
若夫妻关系之后发生改变，供精子女抚养责任不可以简单地按遗传关系进行重新分割，具体还需要结合生育的同意，婚姻状况，出生的事实以及法院的证据认定。
第三层的风险来自于信息和后续的管理。
人类的精子库除了保护捐精者的隐私外，还要保护受者的家庭和子女个人信息，个人的信息保护法要求健康信息，遗传信息，身份信息处理更高。
受害者不能通过网络找捐精者，机构也不能将捐精者的资料交由家庭自行核实，更不能将精源包装为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
现行制度重视双盲，并非说孩子永远无需医学信息，而是身份披露应受严格法律、伦理与机构管理的约束。
如果子女将来有重要的医疗需要时，相关信息是否可以提供，提供到何种程度，需要有权力的机构依照现行规定进行处理，不可以个人私下打破保密制度
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是为了控制同一个捐精者的过多后代所带来的遗传与社会风险的。
这种上限需人类精子库用编号、档案及监管系统来执行，家庭无法通过询问或承诺来判断全国是否超过。
跨省调配不可以理解为机构间的随意转运，需要符合设立批文、资质、冷库记录、样品追溯及当地监管规定。
出了问题首先看谁掌握哪一步的证据。
人类的精子库可能包括样本管理以及精源记录的责任，辅助生殖医院可能包含告知、核验以及诊疗记录等责任，个人如果私下买卖或者提供精源，也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受害人家庭应保留正规机构提供的知情同意证明、费用凭据、就诊及使用记录，不得自行复制或传播含捐精者或者孩子身份信息。
判断有没有法律父母的风险，最有效的方法不是问捐精者是什么人，而是查看机构是否具备卫健部门的审批资质，夫妻双方是不是分别达成真实的知情同意，精源是不是来自正规的人类精子库，样本使用有没有完整的记录。
发现机构避开资质，要求私自转账，拒绝提供必需的流程凭证，或鼓励绕开两盲和筛查，应立即停止办理，向卫生健康部门反映情况。
具体的亲子关系，抚养或者继承争议，需要有管辖权司法机关根据证据作出判断，不能仅凭基因相同或者私人协议作出结论。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