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精出生孩子的法律父母一般是接受供精帮助怀孕并获得有效的知情同意者，捐精者并不会因提供遗传物质而成为法律上父亲。
这里的法律父母并非人类精子库中的正式术语，而是看婚姻关系，接受治疗主体，知情同意与医疗记录是否相互匹配。
供精解决了精源问题，而不是重新确立一个亲子的关系。
在现行的辅助生殖制度之下，供精治疗的原则上是针对符合条件已婚夫妻的，并且需要在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医疗机构进行。
医疗机构核对夫妻身份与婚姻材料，确定是否有医学上适应的情况，然后分别进行风险告知与知情同意;
丈夫是否愿意使用供精，是确定其法律上的父亲地位的关键一环。
这一同意应该是针对供精来辅助生殖的，而不是口头上说的“以后看看”。
相关的文件、签名记录以及诊疗资料将成为证实双方真实意图的重要资料。
妻子法律母亲的身份往往更为直接，因为她是一个接受治疗并且实际妊娠，分娩的女人。
供精仅限于精子来源，不能将捐精者代替为法律父亲，也不能与出生者及提供精源者建立一般意义上父子的权利义务关系。
捐精者和出生子女间一般不存在法定抚养，继承，监护这类父母子女的关系。
这就是双盲与保密制度需要保护的界限。
人类的精子库管理捐精者的身份和精源，供精者和受精者之间不可以自行见面，指定或交换联系人。
受众也不能将正规精源看作是可以给个人购买的生物材料。
精源需经捐精者筛查，检测，冷冻保存及质量管理，并按人类精子库的基本标准及技术规范运用。
捐精次数的上限，精源的使用上限，样本的追溯以及随访等制度，主要是为了防范群体风险和确保监管可追查，而非用于决定是否为法律父亲
真正影响法律关系的是夫妻身份，有效同意以及依法进行辅助生殖的过程。
有人将孩子与丈夫无遗传关系理解为丈夫不是父亲，这种理解将遗传与法律关系混淆在一起。
供精的制度前提是，在丈夫没有提供有效的精子情况下，由医疗机构采用合规的精源来进行受孕。
若丈夫在治疗之前已经签署了同意书，夫妻又在正规的机构按照程序接受了供精，那么就不能仅仅以无血缘关系为由否定原先的家庭与法律安排了。
反之，如果没有老公同意，或有人假冒身份，伪造签字，绕过医疗机构进行供精，事情就不是一般的亲子确认了。
这种情形可能涉及到医疗记录的真实性，人格权，婚姻家庭的关系和民事责任，具体由有管辖权机构及司法机关依据证据进行处理。
医疗机构无法以“夫妻间已商量过”为由，省去身份核验与知情同意;
人类的精子库也不可以直接将冷冻样本交给个人，不可以接受者自己指定一个捐精者，也不能跨省调配避开审批与监管。
当发生争议的时候，法院或者有关部门往往会考虑婚姻关系是不是真实存在，供精治疗是不是由合规的机构来实施，丈夫是否做出明确的同意，以及病历，知情同意书还有精源记录能否互相印证。
亲子鉴定仅能回答遗传方面的问题，并不能代替对供精同意以及整个医疗程序的审查。
因此，单凭一个鉴定结果，一般不能推出捐精者是法律父亲，也不能推翻合法供精家庭里丈夫的身份。
如果夫妻治疗后离婚，丈夫死亡，或一方后悔，法律后果也无法用一句“没血缘”来概括。
这些情况需要结合同意做出的时间，治疗是否已实施，出生事实以及有关法律文件来判断，具体还需要看案件事实和现行的司法解释以及地方执行的口径。
出生登记属于另外一项行政手续，所需材料及办理方法请以户籍管理机关及当地公开文件为准。
登记材料上父母信息应与合法婚姻、医疗证明以及依法形成亲子关系相衔接，不可私下声明将捐精者写为父亲。
对准备供精的夫妻而言，最应该核对的并不是精源是来自哪里的，而是机构是否具备精子库的资质以及辅助生殖的技术审批，是否由正规的人员进行身份核验，双盲管理，知情同意以及记录保存。
还需要看告知书是否写明夫妻双方真实身份及治疗事宜，而非让一方代另一方签名。
如果有人说可以私下给精子，保证指定的遗传特征，或者不需要丈夫的签名，都不是合法的供精途径。
非正规途径无法受到人类精子库的监管，精源质量，传染病筛查，捐精者身份以及未来的法律责任均无法确定。
判断法律爸爸妈妈的时候，可以问三个问题:谁是受过治疗的夫妻，丈夫是否同意供精，治疗和精源来自有资质的受监管机构。
这三点可以被完整医疗记录以及知情同意的文件证明，通常比单纯追查遗传来源更符合法律认定核心。
本文只是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的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