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精后出生的孩子，法律上父母一般不是捐精者，而是有生育同意且接受辅助生育的夫妻。
这句话听上去很简单，真正引起争议的地方，并不在于精子是谁的，而在于“谁同意了，谁接受了，程序是否合法”。
在人类的精子库供精过程中，捐精人提供的是筛查、检测以及冷冻保存下来的精源，而不是将亲子关系转让给别人。
供精管理标准强调双盲与保密，医疗机构和受者家庭以及捐精者不可以自己建立身份关系，精源也不可以由个人直接提供。
因此，捐精者通常不会因提供精子而得到对出生子女抚养权，监护权，探望权或继承权。
同样，出生的子女也不能光靠遗传关系，自然地向捐精的人主张一般意义上的父亲权利义务;
法律上父母认定的重点是婚姻关系，知情同意以及正规的辅助生殖过程，而非仅看遗传物质的来源。
对于夫妻一起接受供精帮助生殖的情况，丈夫是否有知情同意的材料，是后来争议中的重要证据。
如果丈夫知道用的是供精，还是同意做相应的治疗并且接受生育的结果，一般不会在孩子出生之后，以“孩子并非自己亲生”来否认父亲的身份。
这里所说的“同意”并不是口头上说过就可以了，而是要综合医疗文书，签署记录，治疗过程以及当事人真实意思来进行判断。
人类的精子库和使用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分别负责精源管理以及诊疗记录的保存工作，相关材料是判断是否存在的主要依据。
争议首先出现在丈夫未有充分的知情，或同意文件有缺失，签署过程无真实的情形下。
这个时候不能简单地套用“签了字就永远不会后悔”,也不能仅凭一方事后的说法就推翻父子之间的关系。
法院一般根据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亲子关系以及意思表示规则，结合具体的证据进行处理。
第二个争论点是夫妻关系之后发生了变化。
有的人会问，夫妻之后离婚，或一方反悔，孩子法律的父母会不会改变。
通常不会因离婚而自动改变已形成亲子关系，抚养，监护，抚养费以及探望等问题仍然要依照未成年人的利益以及婚姻家庭的法律规定来处理。
也就是说，离婚是解决夫妻关系，而不是将正规供精生出的孩子再归还到人类精子库里或捐精者的名下。
第三个争论点是供精程序是否合法。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设立审批，并依据基本标准与技术规范进行捐精者筛查，样本检测，冷冻保存，编号管理及发放。
供精医疗机构也要具备相应人类辅助的生殖技术资格，不能将人类精子库冷冻样品当作普通商品来购买。
如果使用地下供精，个人转交精液，或者来自无相应资质的机构的精源，那么所谓的法律父母就可能会陷入证据与责任不明的状况。
这种风险不仅包括隐私风险，也可能涉及非法买精源，健康损害，亲子关系争端和未成年人权利保护。
非正规途径不受正常双盲，知情同意，感染筛查，遗传风险评价及精源使用限制保护。
出了问题，个人往往难以证明样本的来源，保存条件以及实际使用的对象，医疗机构，人类精子库和中间人也可能相互推诿。
第四个争论点是孩子将来是否知道捐精者的身份。
现行的供精制度是以保密与双盲为基本原则，个人不得脱离人类精子库与监管要求私下查看捐精者的身份。
保密并不意味着可以掩盖医疗事实，也不代表可以在知情人同意书中做虚假的承诺。
受者家庭接受供精前，应知道制度对隐私，遗传信息以及子女知情的安排，具体告知请以正规的医疗机构所提供的文件作为依据。
如果涉及到个人信息，健康信息或遗传信息，需要受到个人的信息保护规定和医疗记录的管理要求的限制。
第五个争论点是，一个捐精者是否能产生过多的后代。
供精制度规定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以降低近亲的婚配风险，同时也便于人类的精子库查看样本的使用状况。
这种上限并不是为了方便公众查看捐精者名单，而是精子库内部编号审核登记监管。
跨省调配并不是由受者、医院及精子库私下协商来完成的，一般需要依照供精管理及卫生健康部门的要求来办理。
年检，质量控制，伦理审查，监管抽查，解决了精源安全和机构责任的问题，但不能代替夫妻本人真实知情的同意。
我个人认为，最容易被误解的是“生物学爸爸”与“法律爸爸”是同一个概念的。
供精时，遗传来源，精源提供者，实施治疗医疗机构，以及承担父母的责任的夫妻，本身就是不同的角色。
判断一个夫妻是否为法律上父母，不能去查询捐精者的名字，也不能仅做亲子鉴定，而要先看是不是通过有资质人类精子库以及辅助生殖的机构来进行供精，并核实夫妻双方知情同意及医疗记录;
若发现机构无精子库资质，无法证明冷冻样本的来源，或要求避免双盲和正式的知情同意，应立即停止不正规的安排，并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反映情况。
具体争议需由有管辖权法院依据现行法律，有效文件及证据判断，不能以网络上一句话“亲生”或者“非亲生”替代法律判断。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