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代价，首先不是多付一笔钱，而是供精这事得接受更慢，更细，也更难绕过的审查。
在人类的精子库中，伦理审查需要回答的是“能不能用出精子”,而不是捐精者，受者家庭，出生后的子女和社会公益是否得到合理的保护。
将原本看似简单的供精流程，分解为资格审核，医学筛查，知情同意，样本管理，信息保密及后续追溯等几个环节。
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
捐精者不可以仅仅提供一个样本就完成了流程，精子库还需要按照现行规定做健康评估，实验室检测，资料复核及必要随访。
受害人也不是凭一个精源信息就能决定的，供精治疗需要在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辅助性生殖医院中进行。
资料不全、检测结果要复核或伦理委员会觉得风险说明不清楚时，流程可能会暂停。
这种暂停对于急于进行治疗的家庭而言很难受，但伦理审查本来就不是为了速度。
第二个成本是隐私被置于更高的位置，信息流转受限。
捐精者身份，遗传学检查，既往病史以及样本去向是高度敏感个人信息，人类精子库无法将这些内容作为一般商品信息公的于众。
供精一般实行双盲、保密管理，受者一般不可直接了解捐精者的身份，捐精者也不可以直接接触到受者的后代。
这表明家庭选择精源时，看到的信息受制度边界的限制，不能像买普通服务一样比较完整的个人信息。
有些人将这种限制视为“不透明”,但是它保护了人格尊严，家庭稳定以及将来可能涉及到的身份关联。
伦理审查也会问知情同意否真实。
签字不代表同意有效，受者应知道供精的医学性质，可能的风险，保密安排，子女的知情问题和精源使用的规则。
捐精者也要知道样本需要经过检测，冷冻保存，质量控制以及规定的使用，而不是捐出之后仍然可以像普通物品那样随时取出或者指定去处。
如果告知仅说成功可能，不说失败，停止使用，资料保存与隐私风险，形式上签名不能代替真正知情的同意。
这增加了医务人员，精子库的工作人员以及伦理委员的交流成本，也增加了记录，复核和留痕工作量。
第三个成本，是有些需要不会因家庭着急而被伦理审查批准。
精源的使用上限，捐精次数的上限，样本的标识，冷冻样本的分区管理以及受者的适用条件，均应服从供精的管理规范以及人类辅助的生殖技术。
精子库不可因某个家庭的特殊要求而突破双盲或保密或精源的使用限制。
不能直接供精，也不能将未经批准外部样本引入正规的辅助生殖过程。
跨省调配也不是机构间口头同意可以完成的，涉及资质，样本运输，质量控制，信息衔接及监管责任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这些限制也许减少了可以选择的精源，也可能使治疗安排难以衔接。
但如果无这些界限，同一个捐精者的样品可能会被无序使用，样本真伪，冷链记录，遗传风险以及责任归属都无法追溯。
伦理审查另一个成本，是机构要承担长期监管责任，而非审查通过即结束。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对精子库资质进行管理，设立审批，年检以及相关的质量控制，工作人员还需要复核样本编码，出入库，检测结果及使用记录。
辅助生殖医院使用供精时，也要保留相应的医疗记录，并按规定做好知情同意与治疗管理工作。
一旦样本信息不统一、保密措施无效或超范围运用，责任不能仅由一个操作人承担，还需要查看机构制度，审核流程及监管衔接情况。
因此伦理审查将带来设备，人员，培训，档案保存及信息安全的长期投资。
这些费用最后可能会体现在机构运行成本与服务安排上，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交钱就可以通过审查。
伦理委員會也會付出代價。
委员要同时关注医学风险，法律边界，人格权保护与社会影响，不能仅看样本合格，受精是否成功。
例如，遗传筛查出现异常的时候，精子库要按照规定处理和保护捐精者的隐私，不能为满足受访者查询泄露个人信息。
受访者家庭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料能够理解，但是伦理审查要在知情需要和隐私保护间划线。
这根线不会因网络传言，个人宣传或者个人承诺而变化。
我个人认为，公众最易误解的是，将伦理审查视为给治疗增添麻烦的一道额外的门槛。
其实，它更像是将一些不能由一个医生、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精子库自己决定的问题交由有记录、可以复核的制度来处理。
代价当然有，特别是等待，限制选择，重复提交资料，但是没有监管的便利不是真正低成本。
一般人判断一个机构是否按规定办事，可以先看其是否具备人类的精子库或者辅助生殖的资质，是否说明双盲，知情同意，样本管理及监管要求;
再看是否愿意直接给捐精者身份，绕过筛查，私自转让精源或避免跨省调配。
当出现这种说法的时候，承担的不仅仅是伦理风险，还有健康风险，隐私风险以及法律结果。
具体的费用，办理时间及材料要求，请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中心(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