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判断，精子合格率低的代价一般不是某个捐精者有问题，而是人类的精子库需要更多的筛查、复检以及时间，才能得到数量足够，质量稳定且能够依法使用精源。
这里“合格率”并不是全国统一，拿来直接对比的数字。
有的机构表示初次体检之后进入捐精过程的比例，有的表示冷冻样本恢复后仍然符合使用的比例。还有的将传染病筛查，遗传学检查以及随访结果一并计算。
分母不同，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若将不同环节混合在一起，最易引起误解的是将合格率偏低，简单地归因为捐精者整体的生育能力降低。
其实，精子库面临的是一个连续的筛选，而不是一次精液的检查。
捐精者需经身份核验，健康问询，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测及相关医学评价，具体项目按现行规定及机构获批程序执行。
精液指标还受采集间隔，样本运输，身体状态及检测过程影响，因此初筛不合格，并不代表有疾病，也不能据此为个人诊断。
真正的成本，首先是人力与时间的成本。
一次样品不合格，工作人员一般要核实采集记录，检测结果及质量控制等情况，必要时按规定安排复核，而非直接将样本投入以后使用。
捐精者可能会因此重复去库接受检查，机构承担预约，采集，检测，记录及告知等成本。
人类的精子库样本还需要规范化的冷冻保存，复苏后观察它的状态，确定符合供精的使用条件后才能进入临床的供应。
若一批冷冻样品复苏不佳，前面的采集，耗材，保存空间及管理工作不能成为可用的精源。
这是合格率低的直接经济和管理成本，但不应该理解为机构能降低标准的原因。
第二层精源供应将变紧。
精子库不可以将未完成筛查、未达到质量要求或来源与去向记录不全的样本拿出供精。
合格的样本减少后，符合条件的家庭可能要等待更长的时间，辅助生殖医院的排期及供精安排也受影响。
如果某一种遗传背景或者医学条件下的精源本身就比较少，筛选结果的波动会更大。
但是这种紧张不可以通过向个人供精，地下交易或者绕过双盲与知情同意解决。
非法渠道无完整传染病筛查，身份审查，精源使用限制及后续追踪，出现健康或亲子的身份争议，也难以获得法律的保护。
第三层监管与伦理成本为第三层。
精子库要对捐精者的资料，样本编号，检测结果，保存状态及使用去向实施可追溯管理，按供精管理规定执行保密，双盲及精源使用限制等要求。
合格率低的时候，管理人员更易出现补充筛查，复核判定，样本隔离及库存重核等问题。
如果记不清楚或为了补充库存放松审核可能会影响到受害人知情同意，增加交叉用、超过捐精次数限制或精源调度失控的可能性。
跨省调配并不仅仅是将样品装箱转运这么简单，还涉及资质，审批，质量控制，运输记录以及接收方管理，具体需要视现行文件及当地执行情况而定。
对人类精子库进行审批、年检以及日常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样本少了降低门槛这类错误的处理。
从受访者家庭来看，代价主要是等待，信息确认，心理压力增大。
供精治疗需要知情同意，医疗机构应当说明供精的来源管理，适用的流程以及可能的等待状况，不可以承诺一定要在某一个时间获取样本，也不可以将有限的精源包装为可以自由选择的商品。
若库存不足需调整治疗时间，具体决定应经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辅助生殖单位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
从捐精者的角度来看，合格率低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人会在筛查之后退出流程，或发现样本不合适使用。
这不是否定个人价值，筛查结果只表明一次样本或者一项医学条件没有达到供精的要求。
机构应当依法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不得将捐精者检查结果，遗传信息或者身份资料向有关人员透露。
因此，判断代价的时候，首先要看这个合格率是初筛，冷冻之前，还是复苏之后的哪一个环节，然后看机构是否具备精子库资质，是否按照设立审批以及供精管理的规范运作。
对准备供精的家庭，核实正规机构资质，知情同意的文件以及样本管理的说明，比追问一个超出统计范围的合格率数据更有效。
对于准备捐精者，也应以正规的人类精子库医学评价为准，不要以网络经验代替检查结果。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