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精子库:畸形率标准代价是什么?
畸形率的代价，首先是捐精者多检查几项，而不是合格的精源会减少，检测，复核，冷冻保存与管理成本也随之上升。
这里“畸形率”一般指精子的形态评估中异常比例，不是指出生缺陷发生率，也不是指捐精者身体的结论。
人类的精子库将形态当作精液质量的评价一部分来进行，在供精之前尽可能地排除一些明显不适宜使用的样本，但是它不能预测受精的结果，也不能单独说明未来的子代健康。
真正的成本，需要放在一个精子从捐精者到人类精子库，再到最后用来辅助生殖的整个过程中。
捐精者需要接受健康咨询、体格检查及实验室筛查以及精液相关的检测，具体项目及判定条件依据现行人类精子库的基本标准及技术规范。
形态检查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得出结论的，样本制备，染色，显微观察，检验人员的培训以及质量控制都会影响到结果。
因此，当发现结果趋近边界的时候，一般不能仅凭一次观察来决定样本的去留，而应当按照机构的复核以及质量管理的程序来处理。
这增加了工作人员的时间，复检耗材以及样本管理成本，也可能使一些本来有机会做供精者的人不能继续做捐精工作。
对捐精者而言，代价还包括了时间成本，隐私暴露的风险和心理的压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精子库在将捐精者当作“完美的生育材料”进行筛选，也不代表形态异常是疾病。
捐精者能否入精源库，不能光看一个数字，要结合病史，家族史，感染性疾病的筛查，遗传方面的评估，精液质量以及复核结果来进行判断。
对于精源管理来说，标准过高会减少可用的样本，也会使供精等待的时间延长，也会增加冷冻样本损失后仍需要补充的招募压力。
这种压力无法用降低门槛，向个人直供精或地下购买精源解决。
非正规途径没有双盲，知情同意，感染筛查，样本追溯以及精源使用的上限完整保护，出现健康或者身份纠纷，受者家庭，捐精者及出生子女都有可能缺乏法律和证据支持
标准偏高的另一个代价，是可能会产生“过筛”的感觉。
如果将精子形态方面的指标视为决定孩子健康的唯一标准的话，受众家庭会认为通过了标准就是没有风险，没有通过标准就代表一定有问题，这两种理解不一致。
辅助生殖的遗传风险，感染风险，受精失败的风险以及妊娠的风险不会因为一个形态指标的合格而完全消失。
因此人类精子库要将检测结果放到供精管理规定和知情同意的文件中去解释清楚，而不是仅仅给出一个看上去精确的百分率。
这个标准成本还将落到监管部门。
精子库保留检查记录，样本标识，冷冻样本流动及供精使用的信息，接受年检或者相关的监督检查，并经过伦理审查及内部质量保证流程可溯源。
涉及双盲，保密，精源使用限制和捐精次数限制的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同一个精源过度使用，减少近亲婚配与身份泄露的长远风险。
这些制度增加登记，审核，信息保护与跨机构合作的工作量，但它们并非畸形率标准附属装饰，而是提供精安全共同成本的。
跨省调配不仅要看是否有样本可用，还要看人类的精子库资质，设立审批，样本标识，运输保存以及监管责任的衔接情况。
如果标准改变，精子库还需要更新检测过程，培训人员，复查历史样本，向捐精者及受者提供相关信息，这些需要时间与资金。
那是不是应该为扩大精源放宽标准?
不能这么简单的处理?
标准应依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现行规定和技术规范进行调整，既不能神化形态检查，也不能将其视为可随意压缩的部分。
特别是区分“筛查结果不佳”与“有明确遗传或者感染风险”,两者的处理标准不一样。
对于一般家庭而言，最有效的判断方法是看正规医院或者人类精子库是否说明了检测项目，样本是否经复核，知情同意完整，供精来源可追溯。
不要仅仅问畸形率多少，还要问该指标在整个筛查中处于何种位置，结论由谁进行复核，样本使用以及保密管理遵循何种规则。
具体执行请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公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所谓的代价，最后是用更多的筛查成本和少量的可用精源换取供精的过程更加可控，而非换来一个子代健康绝对的保证。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中心(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