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源紧缺，往往不是捐精者忽然消失，而是合格，可追溯，可按规定使用冷冻样本，增长速度不能满足供精需要。
将“有人捐”等同于“精源可用”是最常见的错误判断。
捐精者需经健康评估，遗传方面的筛查，感染性疾病的检测，精液质量的检查以及知情同意等程序，具体项目依据人类精子库的基本标准及技术规范来执行。
其中的任何一项不合格，或后续随访，复核资料不全面，都会影响样本的入库和使用。
因此，登记人数并非库存数量，采集次数也并非最终可供精的样本量。
第一个原因是供给端，并且供给有很高的制度门槛;
中国人类精子库并非一般医疗机构可以随意设置的部门，设立审批，人员设备，质量控制及安全管理均需符合规定
精子只能在有资质的人的精子库中采集，检测，冷冻，保存与管理，不可以捐精者直接给家庭，也不可以个人买卖。
这套制度将健康风险，身份保密以及后续的责任放在首位，但也表明供给不会因市场需求增加而立即扩大。
捐精者还面临时间成本，隐私担忧，对筛查过程不了解，以及社会对捐精误解。
这些因素影响到报名和不断配合。
即便完成采集，样本也不能立刻使用，精子库还需按规定进行检测，复核，保存及质量管理工作。
样本冷冻后，实际的受精使用还受质量、保存情况、适配条件及医疗机构的操作要求的影响。
所以，能够采集的样本，能够长时间保存的样本以及最终能够供精的样本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的口径。
第二个原因是需求端。
供精不是针对所有生育需要开放的一般商品，而是在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辅助性生殖机构内面向符合医学要求的家庭开展的。
伴随公众对于不孕不育的治疗，遗传风险的评估以及辅助的生殖服务的需求增多，合规需求将集中。
但是人类的精子库扩容要时间，捐精者筛查，样本检测，储存能力与医疗机构的衔接都不能简单地压缩。
有的家庭等待的不是“没有精源”,而是符合医疗条件，匹配要求及管理规则的一般精源。
精源还包括外貌特征，血型等信息的管理要求，但是这些信息提供的范围和使用的方式必须遵守保密制度，不可以家庭自己挑选捐精者的身份。
在双盲与知情同意的框架之下，供精者与受精者之间不可以建立私人的供精关系，精源的使用也不可以绕开人类的精子库记录。
这可以减少所谓的“灵活调节”,但是避免了近亲风险，身份纠纷与样本不明。
第三层的原因是供需不会总是在一个地方、一个时间出现。
人类的精子库设立与服务有地域界限，辅助生殖的机构亦有审批范围，样本不能如普通商品一般自由跨省流通。
需跨省调配的时候，要看现行的管理要求，双方的机构资质，质量记录以及审批或者备案安排，不可以个人联合运输，也不可以通过非正规途径补缺。
一个地区的库存偏紧，并不代表全国没有样本，也不意味着可以自己调货。
精源使用受捐精次数的上限，精源的使用上限，家庭的使用记录以及风险控制的要求限制。
设置这些限制，是为了减少同一捐精者的后代过多的遗传与社会风险，也使可分配的库存受限。
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年检，质量追踪，信息保密，伦理审查以及异常情况的报告也会影响精源的使用。
有人将等待时间过长归因于精子库“囤积不用”,但是公开制度下，样本从入库至使用需留完整记录，管理人员不可为追求周转跳过检测与复核。
真正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是捐精者招募，筛查淘汰，样本保存，需求增长与区域调配没有完全一致，并非某一环节失灵。
判断一个机构说的精源紧缺是否可靠，首先要看它是否是经批准的人的精子库或者和它合作的正规的辅助生殖公司。
再看对方是否说明供精的来源，知情同意，双盲保密，样本的使用记录及等待安排，而非承诺指定的捐精者或者提供个人的转让。
关于具体排队，匹配以及跨省调配的具体情况，请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的现行文件及机构正式通知为准。
非法渠道无法合规筛查，冷冻，追踪及责任承担，既可能引发健康风险，又不受法律保障。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