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精之后的随访，真正要警惕的是“是否会被长期盯上”,而不是医疗信息，遗传风险以及身份隐私多年之后发生交叉的时候，现有流程能否及时接受。
根据现行制度，人类精子库负责供精者筛查，样本管理，健康情况及相关记录的管理工作，随访不是随便问问个人生活，也不是将捐精者与受者家庭联系在一起。
其目的是发现可能对精子质量和传染病风险以及后代健康产生影响的重要信息，并将信息返回有资格的精子库及辅助生殖医院处理。
因此，风险要区分开来看，不能将“要随访”理解为“捐精者将来一定要承担医疗或者法律的责任”。
第一个风险来自于身体与疾病信息的改变。
捐精的检查仅能反映当时的状况，不能代替终身健康的监测，也不能排除以后的疾病。
如果供精人后来被诊断为可能有遗传作用的疾病，或发现了与传染病、重大健康问题相关的重要事件，按照制度规定，相关信息应由正规机构进行样本和使用的管理过程，而非个人通知陌生人。
这里最易出问题的就是衔接。
捐精者也许没有意识到一个诊断与以往供精有关，医疗机构也许只知道就诊记录，却不知道他曾经是供精者留下的样本。
因此，随访制度的风险不仅包括“有没有打电话”,也包括联系方法失效，信息未归档，不同系统间不能及时核对，异常情况未被正确转交。
发现问题之后，谁来确定信息是否足够影响样本的使用，谁来暂停或者复核相关的流程，谁来通知已接受辅助的生殖技术医疗机构，都应该由有资格的机构依照现行规范来处理。
不可以个人在网上寻找受害者，也不可以通过非正规途径交换身份。
第二层危险是隐私与数据的安全。
随访记录一般包含既往病史，家族史，检验结果，联系方式及遗传等信息，这些都是敏感的个人信息，处理时应有明确的目的、必要的范围以及相应的保护措施
《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有卫生健康方面的相关要求，并不代表信息是绝对不会被泄露的，而是需要收集，保存，使用以及提供都具备合法的依据，并且采取安全的措施。
现实中更加难防的是拼图式识别。
单独看，出生年份，就诊地点或一项遗传结果不一定锁定一个人，与社交平台上公开的内容、亲缘的数据库或者家庭的叙述拼接起来，可能会让捐精者，受者家庭乃至出生后代猜测身份。
一旦身份误认或扩散，捐精者可能遭受骚扰，家庭关系的压力以及名誉的风险，受害者家庭也会遭受不必要社会的评价。
现行制度重视保密与规范管理，通常并不意味着向任何一个人提供对方的名字、地址或联系电话。
如果有人用“随访”、“核实后代状况”为由，要求个人转账，私下见面或者发送证件及完整病历确认身份，这是不正常的合规程序。
第三层的风险是后代的健康信息与责任界限。
辅助生殖生下来的后代有疾病，不能仅从时间先后来判断是否与供精有关，也不能用网络讨论代替医学判断与机构复查。
可能由于遗传因素，孕产过程，出生后环境以及其它多种原因，需要正规医院结合病历及检查资料进行评估。
如果确实需要核查的话，受者家庭可以向实施辅助生育技术的医院或者人类精子库报告，供精者也可以向原精子库提供与遗传或者传染病风险相关的重要信息。
机构要依据记录追踪样本及使用情况，做好必要风险控制，并保护各方的隐私。
这里面的责任也并非仅仅是某一个人“背下去”。
精子库，辅助生殖医院和有关医务人员，各自负责样本保存，使用，诊疗，记录及告知工作，个人是否隐瞒，故意提供假信息或以非法方式进行交易，需依事实与适用法律作出判断。
对于普通人而言，可以通过三个问题来判定随访是否可靠。
联系人是否为卫生健康部门认可的精子库或者辅助生殖医院，联系内容能否说明用途及必要性，资料提交及异常反馈有无正式渠道及记录。
任何绕开机构，要求直接触到受者或者后代，承诺“绝对的保密”而不说明信息怎么保存的做法都不应当视作正规随访
具体执行要看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的现行文件，发生争议的时候应当保留通知，检查资料以及沟通记录，向机构所在的卫生健康部门反馈。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