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的流失最大的风险，并非少了几个人，而是使本来按批次，按标准运作的供精系统失去了稳定性。
这里说的志愿者，如果是指人类的精子库捐精志愿者就不能简单地用普通的公益活动管理方法。
精子由招募，初筛，医学检查，到采集，检测，保存与使用，每个步骤都有记录与复核。
有些人中途退出，表面上只是减少了一份精力，实际上会影响后面的样本安排，检测计划以及受访者家庭的期望。
但是流失本身不代表管理失效。
按现行管理规定，志愿者需经健康检查，遗传评估，传染病筛查及知情同意等，最后是否进入后续程序，需由经批准人类精子库依规定判断。
因此，合规的退出，筛查不通过以及健康条件的变化都是正常的管理结果，不能为留住人数而放低门槛。
真正的危险是，机构为弥补流失，私下扩大招聘范围，简化检查，或将未经规范的保存和检测精源引入流程。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是供给压力错误地转化为质量风险了。
对于人类精子库来说，志愿者的流失首先会造成服务的连贯性问题。
若招募与筛查无法维持稳定，符合条件精源数量有可能波动，相关辅助的生殖服务需依据实际资源及现行规范来安排。
这并不是一个家庭催促一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精源并非普通商品，不可以个人直接供应，也不可以通过非正规途径自由调配。
人类的精子库之间进行管理、保存以及使用，应当依照国家卫生和健康部门的有关规定来执行，具体的做法还需要看现行的文件以及当地的执行要求
第二个危险是质量管理。
志愿者减少后，工作人员会面临更大的招募压力，也可能更多地进行咨询、复查以及资料核对工作。
只要其中的一环被压缩，就会影响到知情同意的充分性、健康信息的完整性、样本标识的准确性。
特别是样本编号，身份信息，检测结果以及保存的记录之间，一定要互相对应。
一旦记错位，风险不仅仅是效率下降，还包括生物样本的使用，隐私的保护以及医疗的安全。
这些问题不能用事后解释来补救。
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根据相关的医疗管理规定，志愿者健康资料，遗传信息以及身份信息都是需要严格的保护个人信息，机构应当规定处理的目的、权限及范围。
志愿者的流失可能暴露出知情同意不够明确。
有些人在参加之前只听到了公益，补助或者流程简单的一面，却没有理解筛查的时间成本，隐私保护界限以及退出后资料处理的规则。
若这些内容未如实说明，后续退出会成为投诉、纠纷，甚至引起对机构不信任。
这时不能将责任简单归咎于志愿者不配合。
医疗与生命科学领域的知情同意，并非签署一张表即告结束，而是应当使相关人员在了解主要事项之后做出真实，自愿的选择。
根据责任追溯来看，出现问题首先要查看机构是否有相应资质，流程是否合规《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要求，记录是否全面，人员是否按规定复核。
如果是辅助生殖的技术，还要看实施单位是否经过卫生健康部门批准、是否按规定执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参照技术标准执行。
志愿者一般不承担机构的管理责任，但是如果通过非法渠道提供精力的话，也可能会失去身份核查、健康筛查以及样本追踪的权利。
对于受者家庭而言，最容易误解的是将“有志愿”理解为“马上有能用的精源”。
实际上，是否可以使用需要机构的医学与技术流程确定，不可以个人挑选，私下转让或者自己安排。
任何一个承诺“避开筛查”或者直接匹配，或者保证成功”,都是对流失的正常补救，而不是将风险转移到志愿者和受众身上。
一般人可以先看一些信号。
正规机构一般会说明自身的审批资质，服务范围，知情同意程序以及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并且会告诉你哪些结果不可以保证。
如果对方不提供正式的材料，只说名额紧张，尽快付款，或要求用个人账户接收精源，则应停止接触和向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反映情况。
对志愿者来说，退出的原因应该被记录、分析，而不是看报名的人数。
如果大部分退出都在同一个阶段，例如检查告知，隐私说明或者等待安排的时候，机构就要回头看流程是否清晰，服务是否合法。
我个人认为，判断流失的风险不只是问“还剩下多少人”,更应该问“每一个样本是否可以完整追溯。
可以查到来源，筛查，保存，使用及授权记录，才能证明系统经得起核对。
具体的医疗和供精方面的安排，请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并由正规的人类精子库以及批准进行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予以处理。
看人数变化先不要急于寻找替代途径，先确认资质、文件及流程是否齐全，这通常比问“是否有志愿者”要重要。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中心(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