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问卷似乎在询问个人情况，实际承担着供精筛查的首道风险分流任务。
它既非普通登记表，也非填完即可证明健康的检查报告。
争议不在“是否应该问”,而在于问到了什么程度，谁看到了答案，以及一个人自述是否可以被拿来决定进入后续的流程。
根据现行规定，人类精子库需要对供精者进行健康情况的了解，医学检查以及实验室检测，问卷仅仅是其中的一环。
把问卷当作隐私盘问，或把它当作最终诊断，都是看错了它的作用。
首先说一下最容易引起反感的地方。
问卷一般涉及以往病史，家族传染病史，传染病风险，用药情况，生活习惯及可能影响到精子质量。
这些问题很私密，甚至会让填表人感到被怀疑。
但是精子并不仅仅是捐献者本人，后续还涉及到受者与出生后子代健康风险，因此筛查不能仅看当下是否有症状。
无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自己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也不代表医学上可以排除相关的问题。
因此，隐私权与公共健康间的确存在着张力。
《民法典》人格权编维护个人隐私,《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要求对健康信息这类敏感的个人信息有明确的目的，充分的必要性以及相应的保护。
这不代表机构可以随便扩大询问的范围。
问题应用于供精筛查与安全管理，收集，使用，保存都应有相应依据，不能因“以后有用”而无限扩大。
第二个争论，是志愿者说了否定的答案，机构是否相信。
问卷需要本人提供的信息，确实有记忆不完整，理解错误或出于隐私考虑而少填写的情况。
但这并不是由工作人员通过暗示“套话”来解决的问题，也不能将所有志愿者都视为不诚实之人。
合规的做法应该是将书面的问询，知情的沟通，体格检查以及实验室的检测放在一个筛查过程中互相印证。
问卷回答和检查结果不同时，关键是由有资质医务人员进行评估，而非由一般工作人员自己下结论。
是否进入以后的环节，一般需要依据人类的精子库准入标准及技术规范，由专业人员进行审核。
因此，问卷并非“自报没病就过关”,也并非“一个回答不合格就代表患病”。
第三个争论是健康筛查是否会成为对某些人污名化。
供精者或因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用药经历或一项检查结果未符合要求而无法继续，此结果不应被视为道德评价
筛查是针对供精材料医学风险与流程安全的，并非给个人贴上“好人”或者“坏人”标签。
同样，不能将不孕不育的家庭，出生缺陷的风险以及供精志愿者置于互相指责的地位。
医学筛查原本就有界限，可以减少已知风险，不能保证排除所有的遗传或健康。
因此，知情同意的文件应该说明筛查可以发现什么，不可以保证什么，资料怎么使用。
“自愿”不仅仅是签字。
志愿者应了解流程，可能身体检查，样本处理，信息保密以及退出规则后做出决定，不能以模糊宣传或者过度承诺促签。
退出是否可行、已完成检测资料及样本怎么处理，具体还需要看现行的文件，知情同意的文本和机构实际的流程。
问卷里的信息并不是填完就能在机构内任意流转。
人类的精子库要按照保密与信息管理的规定保存相关的资料，工作人员只可以在履行职责的范围之内接触。
受精者一般不会在正常的流程中获取供精者可识别的身份信息，这也是保密与双盲管理的部分。
但是“保密”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依法进行调取。
发生医疗安全，监管检查，司法程序或者其他法定情况的时候，信息处理仍需依据法律与监管要求。
真正的问题在于，往往并不是问卷上的某一道题，而是问卷，检查，授权与档案管理无关。
例如，工作人员将纸质答案拍摄在私人的设备上或未经授权将健康信息发送给无关人员，这种行为不是正常筛查的需要。
比如说，志愿者只听“填表”,没有被告知要接受后续的检查，也会误解了对流程的理解。
正规人类的精子库不会通过网络表格，个人承诺或者一次聊天来确认供精资格。
涉及供精医疗评估，筛查，样本管理，随访应在卫生健康部门批准人类精子库以及相关正规的医疗机构内开展。
地下供精，向个人直供精或通过非正规途径交换健康资料，都避开筛查、保密以及责任追究。
一旦感染传播，亲子身份争端或个人信息被泄露，非正规渠道一般不会完整记录，也不受同等的法律保护
判断一个健康问卷是不是合理，可以先看三点。
它是否表明了收集的目的，是否只问和安全筛查相关的内容，是否明确资料由谁管理和使用。
再看问卷后是否有正规的医学检查，实验室检测及专业审查。
只要前后流程都符合现行规定，并且知情同意并非空白签字，这份问卷是筛查工具，而非隐私收集表
具体执行依据国家卫健委、省级卫健行政部门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本文仅做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中心(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