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筛掉学历门槛的，往往不仅仅是某一种教育经历，而是一些原本可以符合医学要求但没有机会参加正规筛查的人。
放在人类的精子库中，这个争议不应该只是“是否尊重学历”,而应该首先考虑学历在制度里究竟有什么作用。
如果只是一个报名条件，被公众误解为遗传质量的证明，代价就不仅仅是少招几个捐精者，而是将一个社会的标签错误的套在了生物医学的筛查上。
现行的制度是对人类的精子库进行审批以及技术规范的管理，捐精者需要通过健康状况，家族史，遗传方面的风险和精液质量这些方面的筛查。具体流程由批准人类精子库操作。
教育经历会出现在一些招募条件或者评价要求中，但它不能代替医学检查，也不能单独说明一个没有遗传病。
这两件事常常混杂在一起。
有人认为，学历要求可以帮助机构减少沟通成本，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体现受教育经历，健康知识的理解能力以及配合随访可能性。
机构需要得到知情同意，解释筛查的项目，样本的使用，保密的安排以及可能的风险，如果受试者不了解相关内容，后续的程序可能会出问题。
从这一方面来说，设置一个理解能力或者教育背景的要求，并不是没有管理的理由。
但是问题是，学历是个很粗糙的代理标准。
学历高并不代表遗传风险低，也不代表一定能够理解医学文书。
学历低，不代表不懂得知情同意，也不代表身体条件不好。
如果机构将学历视为“质量关卡”,则会将本应由医学与伦理程序进行判断的事情，提前交由一张毕业证来处理。
这才是争议的关键所在。
支持者担忧管理效率与后代的风险，反对者质疑公平，以及这一要求是否具备足够的医学证据。
两边都没有完全的道理。
真正需要问的是，这个要求是谁制定的，写在什么层次的文件中，适合报名还是最后入选，以及是否经过伦理的审查和内部的复核。
人类的精子库不是一般的商业招聘公司，不能将招聘广告中的偏好包装成法律规定的要求。
相关的机构应当依照国家和省级的卫生健康部门公布的文件来开展工作，技术标准，伦理审查以及机构内部的流程也应当相互衔接。
如果一个条件仅仅是机构自己设置的话，就应该说明其用途和依据，而不是简单的“为下一代的质量”。
这句话看似很沉重，其实很容易引起误解。
第一个成本，是将社会分层纳入生殖医学中。
当学历成为精子质量乃至子代发展象征的时候，低学历者会被污名化，高学历者也会被错误的赋予一种不存在生物学的优越感。
第二个成本，是可能扩大合规供应者范围。
正规人类的精子库本身就需要严格的筛查，复核，保密以及样本管理，如果再加上没有明确的依据的门槛，符合医学要求的人可能会在最初的报名阶段被阻挡。
这会影响到资源的收集稳定性，也可能使一些人转向非法渠道。
但是这里要说明一点，正规渠道受阻，并不是个人供精，地下交易或避免双盲与保密制度的借口。
非正规途径不能确保传染病与遗传风险的筛查，也无法确保样本来源，知情同意及后续权益，出现问题时，相关人员往往难以获得完整法律与医疗保护
第三个成本，是机构自身责任的风险。
若学历要求过于含糊，报名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是“不适宜生育”或者是有遗传方面的问题”。
若工作人员又将不同的教育背景和“优质”、“普通”等说法联系在一起，则可能涉及到人格尊严，个人信息的处理以及歧视的争议。
学历是个人信息的组成部分，机构在收集、记录及使用的时候也应该有明确的目的，并按照个人的信息保护以及医疗的保密要求进行管理。
当然，取消了一个条件也并非是简单的拆除门槛。
捐精需知情同意，机构仍需确认当事人可以理解相关的说明并做出真实，自愿的选择。
更好的做法，应该是将“是否懂”交由规范的告知，沟通与评估，将“是不是符合医学标准”交由执业医师与实验室筛查，而不是以学历为这些程序做出结论。
具体要求需要看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的现行文件，各地的执行细节有差异。
普通人看学历要求的时候，可以先看出现在哪个文件中，再看机构是否将其与医学结论混淆。
若仅报名筛选，并不意味着学历低就存在健康方面的问题。
若对方要求避开正规的人类精子库，或承诺可私下检测，私下配对，则已非学历争议，而是合规的风险。
判断一件事情，不只是问学历门槛是否公平，还需要问它是否有依据，是否有必要，是否可以被更直观的理解能力与医学评估取代，以及相关的信息是否会被用来进行超出目的评价。
以上四点说不清楚，门槛就难以站住。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