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的门槛真正竞争的是，捐精者是否有“高人一筹”,而不是医疗筛查是否能将一个风险控制的条件转化为对人价值的排序。
两个问题常常混杂在一起。
支持设立学历要求者，一般将其视为遗传病筛查，人口质量控制以及供精资源管理的组成部分。
反对的人担心，学历不能直接反映健康、品德或者遗传状况，将其写入准入条件，易将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排除于外，造成事实上身份的歧视。
双方争的是“相关性是否足够强”以及“限制是否有必要”。
根据现行制度，人类精子库并非一般的中介机构，供精者需要经过身份核实、健康检查和遗传咨询以及相关的医学评估，精液的采集，检测，保存与使用也需要在批准机构内进行。
《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以及相应的基本标准与技术规范，要求机构的设置，人员的条件，供精者的筛查，精液的质量控制以及资料管理。
学历如果在供精者的条件下，它的制度地位也应该是筛查的条件之一，而非对未来的出生子女做出价值判断。
这个区别很重要。
学历可以反映受教育的经历，便于做知情同意，健康问卷及长期随访的信息交流，但不能代替染色体检查，遗传病评估，传染病检测，也不能说明一个人无家族性疾病的风险。
反之，没有达到一个学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医学危险。
因此，学历条件一旦脱离了具体的医学目的，就容易被认为是粗糙的选择。
那为何不仅仅看医学指标呢?
由于供精管理不仅要处理一个精液样本，还要做知情同意，身份确认，保密管理，样本标识，信息记录以及后续风险提示。
机构需确认供精者了解相关文件，能真实提供个体和家族健康资料，并配合必要复核与随访。
学历或许被一些机构视为减少沟通误差的辅助条件，但是辅助的条件不能替代核心筛查，也不能被宣称为“学历越高，后代越好”。
这也是争论最易跑偏的部分。
有的传播将学历门槛视为“优生优育“的证明，甚至将供精者包装为经层层选拔的高质量基因。
这种说法不严谨，也会伤害到不孕不育的家庭以及供精者。
辅助的生殖制度是管理医疗安全，伦理边界以及生物材料的使用秩序，而不是为人的智力，阶层或者人格排序。
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学历要求来自哪里?
如果它为国家现行规定明确的条件，机构应当依照公开规则办理，申请人也可要求机构说清依据和办理过程。
如果它仅仅是一个机构的内部操作标准，必须具备明确的医学，伦理或者管理理由，并接受审批，伦理审查与行政监督。
机构不可以一方面以「国家规定」名义提高门槛，另一方面又拿不出相应的文件。
申请人不可以将网络文章，旧通知或者个人经验当作今天所有地方都适用的规则。
目前这些要求在具体的表述和执行方面，可能会受到现行的文件，机构资质以及地方的管理安排的影响，准确的内容请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信息作为依据。
另一个争论是隐私。
学历是个人信息，供精者提交之后，机构应当依据知情同意，最小必要与保密管理的要求使用，不得以社会好奇或者商业宣传为由将个人的教育经历，健康资料以及身份线索予以公开。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敏感的个人信息进行更高的要求，医疗机构及精子库也要遵守人类在辅助生殖方面的保密规定。
也就是说，讨论学历的门槛不能只问“是否有资格捐”,还要问“谁看到这些资料，保存多长时间，出了泄露谁来负责”。
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判断方法是先站队，而不是看三件事情。
第一，看是否写入现行有效规范或者审批要求。
第二，看它是否能够服务于可以解释的医疗，伦理或者管理目的，能否被其他更为直接的筛查方法取代。
第三，看机构是否将其视为准入条件，而非将学历宣传为后代质量保障。
如果在非正规渠道中以高学历，特殊血统或定向匹配为卖点，则应当视为风险的信号。
地下供精，个人直供精以及非法买卖的精源受到正规的医疗制度的保护，身份、健康以及亲子权益都会受到影响。
具体条件需经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人类的精子库核实，不能仅凭广告与聊天记录来判断。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