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要求存在争议，表面上是在争论捐精者是否具备某种学历，实质上是在问辅助生殖是否能够将人的教育经验作为筛选的条件。
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招聘门槛，也并非是捐精者自己是否愿意的问题，而是医疗的安全，知情同意，人格平等与后代的权益共存。
根据现行的制度，人类精子库并非自由撮合的平台，精源的采集，检测，保存，使用以及信息管理，均需经卫生健康部门批准。
争论之所以不断出现，是由于大家将三件事混淆在一起:国家规定准入条件、精子库公开募集的具体标准、受众对精源信息期待。
这三者不是完全相同的。
国家层面上的《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以及相关的技术规范，主要体现在机构资质，供精者的健康检查，传染病与遗传相关的风险筛查，精源管理和保密制度。
学历不能代替医学检测，也不能说明一个没有遗传危险。
一个人的学历高，并不代表身体条件一定好。
一个人的学历一般，并不代表他的精源天然有问题。
如果将学历写为绝对健康证明的话，医学判断就成了社会评价的标准。
但这并不意味着学历要求没有现实的影响。
有些机构在招募时设置了学历条件，一般认为它是人口学资料，或认为它可以满足受众对于精源信息的需求。
问题是，这种条件如果被宣传为“好的精源”,公众就容易将教育程度与遗传质量，人格价值乃至孩子未来的成就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想无法确定制度依据，也可能扩大对低学历者的偏见。
更大的影响是缩小了合格供精者来源的范围。
供精者需要经过问询，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测，遗传方面的评估以及伦理要求的知情同意，最后进入规范程序的人并非随意报名的人。
如果再加上不清楚或执行差别较大的学历要求，机构或许更难得到数量稳定结构合理合格的精源。
这将影响精子库库存管理，也可能使等待辅助的生殖服务家庭付出更长时间的成本。
但是，不能因为担忧供应不足而将所有条件都视为不应该存在。
精子库需要对供精者做身份核验与健康评估，并按规定进行精源编码，保存，使用及追溯。
有些信息的采集、保存、是否向受众披露，也受保密与个人信息的保护要求的限制，不能为满足好奇而扩大。
受访者提出关于学历、职业这类资料的关注，以及机构是否可以将这些资料当作硬性的准入条件，是两个问题
前一个是知情选择，后一个是筛选规则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公平，有没有明确的依据。
再看后代的权利。
辅助生殖的精源使用会长期受到影响，出生后的孩子可能会关注自己的出生背景，健康风险以及相关的医学资讯。
现行制度重视供精者与受者的信息保密，并要求机构保留相应的资料，但是保密不代表机构可以随便收集，也不代表个人可以从非正规渠道找到所谓的高学历精源。
真正要保存的是和健康安全，医学评估以及依法管理相关的信息，而不是将人的经历当作可以比较的商标。
一旦发生地下供精，个人直接进行交易或通过网络私底下匹配，学历真假，健康状况，近亲风险以及知情同意都无法确认。
这种方法不受正规的医疗制度的保护，以后出现健康损害，亲子争议或者个人信息被泄露时，相关人员难以通过合法的程序获得完整的救济。
对捐精者来说，争议带来了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污名化了。
将供精人员简单分为“高学历者有价值”与“其他不合格”,既不符医学筛查规律，又易将正常公益行为转化为对个人社会地位的评判。
对受访者家庭而言，学历标签可能会带来不切实际的期望。
孩子健康与成长受到遗传、孕期状况、家庭照顾、教育环境和个人发展的共同影响，任何精源信息都无法作为未来结果的依据。
那么制度应该如何取舍?
我认为，对于直接影响到生物安全与医疗质量的因素，应当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技术规范予以支持，并由正规的机构统一实施。
如果一项学历条件仅仅是机构招募的做法，就应当将其与国家统一的准入要求区别开来，说明依据，用途以及适用范围，不可以用“优质”、“聪明”这类词语来进行暗示。
对于不同地区具体的招募标准，执行上可能有所不同，最终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一般人判断这种争议，首先要看三件事情:这个条件有没有出现在现行的官方文件中，有没有确切的医学或者管理必要性，是否由获批的机构在知情的同意和保密的情况下执行。
只要答案可以用广告话术或者个人承诺解释，就不要认为它是正规的制度，也不要用非正规的渠道补充信息。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