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首先是捐精者少花了多少钱，而是一个供精者样本达到制度上限后，相关的精源要停止继续用来辅助生殖了。
这将使一些家庭面临等待，重新评估，甚至无法生育同一供精者的子女的现实状况。
这个上限并非精子库自己定价，也非医院为制造稀缺设置的门槛。
它解决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同一个遗传源在不同的人群中应用到何种程度，才不至于将偶然遗传风险与后来身份风险加大。
精子进入人的精子库后，需经过供精者的筛查，样本的检测，冷冻的保存，复核以及使用记录的管理。
受者接受了供精的辅助生殖，也需要在有资格的医疗机构进行医学评估，知情同意以及相应的伦理控制。
因此，所谓的使用上限，并不在于某一管精液是否可以继续分装，而在于同一供精者精源还能否继续进入新生殖治疗程序。
现行制度将按照人类精子库的管理要求以及相关的技术规范对同一供精人的使用范围进行控制。
具体的数字及执行口径，应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发布的现有文件为准，不能以网络文章中的旧数字作为全国统一的答案。
最直接的成本是可获得性降低。
一个精子库的精源一旦受到限制，精子库一般不会因为还存在库存而继续将其提供给新受者。
这些库存有可能停止发放，单独管理或按规定处理，表面上看是资源浪费了，实际上是以库存损失换来人群风险的可控。
对等待的家庭而言，结果或许是可选的精源减少，重新等待新供精者筛查和样本累积。
供精者的筛查不是一天登记、一天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健康信息核实、实验室检验及样本管理都要按流程来。
因此，使用上限越高，短期内越易出现供需失衡。
但如果取消上限，问题不会消除，只会由等待转到更难解决的地方。
假如同一个遗传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被反复使用的话，一些低频的遗传变异可能会在更多的后代中发生。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孩子都会得病，也不能将出生后的所有健康问题归咎给供精者。
真正的控制是总体的概率，以及将来发现问题的时候能否追溯到同一个来源。
精子库存放的不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品，而是和生殖健康，个人信息以及家庭关系有关的生物资料。
供精者的信息受到保护，受精者与出生子女的信息也不可以随意查询，交换或者公开。
将使用上限与保密制度结合起来看，更容易理解其必要性。
若来源过于集中，既会增加遗传的风险，又可能在同一个地区或者同一个社会圈子中形成不可预测的亲缘关系。
这种风险不是一个人记一个编号可以解决的，需要精子库登记，核验，调配以及停止使用的机制。
第二个成本，是家庭计划不确定。
有些受访者希望将来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继续使用同样供精者的精子，减少家庭内对遗传来源不同的担忧。
但是制度并不能保证这样的安排一定能实现。
精源也许已到使用上限，也可能由于检测复核，样本质量，供精者健康的信息更新或者管理要求的变化而停用。
医院与精子库可以依照现有流程告知可使用情况，不能将将来是否可保留样本、是否可继续使用写入承诺。
第三个成本，管理成本最后体现在时间与费用安排。
筛查，保存，复核，信息保护与样本追溯均需人员、设备及记录系统的支持。
正规机构的相关费用，应当依照医疗服务及精子库管理公开项目来执行，不能将达到上限后稀缺性作为私下加价理由。
有人将上限理解为资源紧张的行政浪费，也有人将其理解为对家庭生育的过度干涉。
两边均有现实依据，但制度取舍明确，生殖技术能够帮助达成生育目的，但不能仅仅依靠眼前的一个家庭便利来规划遗传材料长期的使用。
真正的问题是衔接不上。
精子库提供精子资料及精源管理，辅助生殖医院负责受者评价、治疗记录及临床使用，相关信息需按规定核对和保存。
任何一个环节记录不完整，都会影响以后追溯，也可能使已停止使用精源错误的继续申请;
因此，正规流程中一般不接受个人提供的精源，也不允许直接给个人供精或者通过非正规途径自己匹配。
地下交易风险不仅是法律责任，还包括样本不明、筛查不能验证、冷链与身份记录缺乏，以及出现健康问题后没有人承担责任。
判断一个精子是否可以使用，不看销售人员怎么说，也不看网上有没有人说有库存，而是看经过审批的人类的精子库以及辅助的生殖机构是否依照现行规定进行核验。
如果涉及到具体家庭使用的安排，应当向执业医师及人类精子库的工作人员书面说明目前的政策、样本情况以及可能的替代方案。
问清三件事就可以了，依据是哪一份现行文件，样本现在是否还在合规的使用范围之内，停止使用之后由哪方负责告知与记录。
至于能否越过上限，答案是肯定的。
这条限制造成的等待与选择减少，的确是现实的代价，但至少是可以解释、可以追溯、可以由制度支付的成本，而不是将风险转嫁给未来的孩子和不能维权家庭。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