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要防的是，不是捐精的人多采集几次精液，而是同一个供精者精子被过多的家庭使用后，风险在出生的人口中被重新放大。
这个限制首先是人口的遗传风险控制线，并非一个证实捐精者身体健康的数字。
按照现行规定，供精活动应在经批准人类精子库中开展，精子库负责为供精者筛查，样本检测，冷冻保存，使用记录及后续追溯工作。
同一个供精人的精子可以用于多少个受精者，现行规定有控制要求，具体数字及执行口径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现行标准为准。
这里有一点容易混淆的是，捐精次数与最终受孕的家庭数量不一样。
一个人可在规定的流程中分批提供样本，但样本最后能够让多少妇女受孕，受到另一套记录与限制的限制。
为何要设这条线。
最主要的原因是减少近亲婚配以及同一种遗传变异反复传播的可能性。
假如一个供精者带有一个常规筛查未发现的隐性的致病变异，使用的人数越多，后代中有相关组合的可能性越大。
上限不能降低这个概率，只能压低暴露范围。
遗传筛查并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证明。
现行筛查主要关注家族史，传染病，遗传性疾病及精液质量等，但项目范围，检测技术及家族信息的完整性有界限。
有的疾病尚未被广泛认识，有的变异需父母双方遗传信息的共同作用，有的情况与孕期，出生后环境因素相关。
因此，当受者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的时候，制度上应当告知辅助的生殖技术以及供精使用的已知风险和无法完全排除的不知风险。
第二个危险是数据连接。
供精者身份资料，健康资料，检测结果，样本编号及使用去向，一般分布于精子库与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之间。
如果编号录入，样本交接，冷冻管标志或授权查询发生错误，后果不仅仅是一次医疗错误，还可能影响到多个家庭亲子关系的确认以及后续医疗的判断。
因此，双盲与保密并非为了使事情显得神秘，而是减少受者，供精者以及医务人员不必要的环节接触到真实的身份。
这样的保密安排并不意味着信息可以随便删除。
依法建立医疗记录以及供精档案，应当在规定的范围内保存，使用和管理，以便在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追查样本的来源及责任环节
第三个危险是跨机构，跨地区信息未及时汇总;
如果不同的人类精子库间的记录无法有效核对，同一供精者使用范围可能会被重新计算。
公开制度强调精子库准入，样本管理，知情同意，伦理审查与质量控制，但实施仍需人员培训，系统记录与机构协作。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到了次数上限就一定不会出问题”理解不正确。
上限仅限于事前控制，后续需检测，复核，样本追踪及异常报告维持。
如果发现供精者有新的遗传或者传染病信息，或发现样本，记录有异常，机构应按规定暂停使用、进行核查，并在需要的时候通知有关的受者和医院。
至于出问题谁负责，不能先将责任全部归咎于捐精者。
如果供精人隐瞒了重大病史，提供了虚假的信息，或违反了知情同意的约定，责任认定需要看具体的证据。
若精子库在筛选，保存，标识，记录或调配过程中违反规定，机构和相关人员将承担相应行政、民事乃至其它法律责任
若医疗机构对受者的告知、样本的核对或者辅助的生殖操作有过错，也应按事实与法律规定分类处理。
只要出生了患病的儿童，不可能自动推出一方违法或者应当赔偿，还需要查明疾病原因，当时资料，机构流程以及因果关联。
《民法典》人格权编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保护个人信息，隐私以及医疗健康的信息。
也就是说供精者和受精者不是可以随意公开，检索或者传播的资料。
网络上将供精者的身份、后代的情况以及基因结果进行拼接传播，不但会损害个人隐私，也会造成错误的亲缘判断与二次伤害
更大的风险来自于正规体系下的个人供精与地下交易;
这种方法避开了供精者筛查，样本编号，双盲管理以及使用上限，看似减少了手续，实则将遗传，传染病，亲子关系以及隐私风险都转移给当事人了。
发生争议之后，相关样本的来源、检测的真实性以及责任链往往难以确定，非正规渠道亦无完整的医疗与法律保障
我个人认为，判断风险不只是看宣传上的“最多几回”,还要看机构是否能说明样本是谁管理的，使用记录是如何保存的，异常情况是如何通知的，受者是否做到真实知情同意的。
具体执行要看当地的现行文件以及经批准的机构制度。
遇到要求个人直供精、避开筛查或者拒绝说出样本的来源的情况，应停止接触，并向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反映情况。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