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精子库:样本编号溯源为什么要“可追溯而不可识别”?
“可以追溯不可以识别”并非将捐精者隐藏起来，也并非让样本出现问题无法找到人，而是使人类精子库中能够依据编号查找到来源与去向，同时也不让受者和捐精者以及相关人员直接辨别彼此身份
这里“追溯”,首先追溯的是一个冷冻样本业务链。
无论捐精者登记，知情同意，健康评估与实验室筛查，还是精液采集，编号，检测，冷冻保存，复核，出库，运输以及辅助生殖的使用，相关的记录都应当相互对应。
样本编号一般起到识别样本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将姓名，身份证号或者联系方式贴到冻存管中。
精子库中要有一个受控的相应关系，知道这个号码关系到哪个捐精者、做了哪些筛查、如何保存和使用。
但这种对应的关系不能成为对外公布的名册。
受者接受供精的服务时，一般接触的是审核过的供精信息以及与治疗相关的内容，而非捐精者真实身份，住址，工作单位等信息。
捐精的人也不能通过精子库，医疗机构或者样本流转的记录，反过来识别具体的受害者家庭。
这就是“无法识别”的关键所在，它保护的并非某一方的方便，而是供精的关系中各方人格权利、隐私与家庭生活的安宁。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医疗健康、遗传信息列为敏感的个人信息，处理此类信息需有明确的目的、必要的范围以及相应的保护措施
人类的精子库还要依据人类精子库的管理与技术规范，对捐精者的资料，样本资料，检测结果以及使用记录实行分级管理，防止无关人员由于好奇，熟人关系或者内部权限过大而看不到完整的身份信息
因此，编号并非“匿名到谁也查不到”,而是“对不应当知道的人不能识别，对依法应当负责的机构能追溯”。
那为什么要留下这条相应的关系呢?
由于供精不是交出一支样本就结束了，后面可能会有检测结果的复核，样本状态的核查，质量问题的处理，使用上限的控制，以及必要的风险通知等。
如果一批次样本出现需要重新检查的话，精子库可以根据编号找出同批样本，相关的检测记录以及已经发生调配或使用的情况。
如果没有内部联系，所谓的保密就成了失控，既无法控制风险，也无法保护受助于辅助生殖的家庭。
在实际操作中，追溯还需与样本隔离，双人复核，出入库登记和系统的权限控制相配套，不能仅凭工作人员的记忆或者一张手写的清单。
不同环节的记录要互相印证，样本拿错，录入错，标签脱落或者运输交接不明，都会降低追溯力。
因此，精子库资质，设立审批，年检或者日常监管，不仅取决于是否有液氮罐，还取决于质量管理，档案管理，信息安全以及供精使用的管理是否落地。
“不能识别”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删掉记录。
捐精者筛查的资料，知情同意的文件，样本的状态，供精的去向以及相关的医疗记录，依法应当由有权限的部门保存和管理，具体的保存要求请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能查到，并不代表谁都可以查到。
通常工作人员只接受完成工作需要的部分信息，查询、修改及导出应留权限与操作痕迹，涉及研究，质量调查或者监管检查的时候，也要依照相应授权与伦理审查规定处理。
如果将样品用于科研，不能因已编号而自动避开知情同意，伦理审查以及个人信息的保护。
在双盲的管理下，受者和捐精者之间一般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供精医院按照规定获取和使用精源，人类精子库对精源进行管理，双方各自负责记录和保密工作。
跨省调配不是凭编号就可以私下转运的，要符合供精的管理规定和监管要求，做好合法机构间的接洽、记录及责任确认工作。
对于捐精次数的上限、精源的使用的上限等制度，也需要通过编号系统进行统计和校验，不能仅看姓名，也不能个人申报之后放行。
大家有时将“匿名”视为未来任何时候都无法知道捐精者为何人，这种理解不严谨。
现行的制度规定是保护受害人和社会公众的隐私，不对无关人员透露身份，但是精子库、医院和监管部门要在职责范围之内掌握必要的信息。
遇法定监管，质量安全检查或者司法程序时，信息如何获取，应当由有权机关及相关机构依照程序进行处理，而非个人通过网上查询或者私下施压来破解保密。
对于受访者家庭而言，判断一个机构是否能做到“可以追溯不可以识别”,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清晰地说明精子库的资质，供精的来源管理，样本编号，知情同意，信息保密以及异常处理流程。
如果机构表示可以直接给捐精者联系电话或允许个人携带，交换，购买未经正规管理精源，不是更透明，而是脱离合法供精与辅助生殖监督。
真正的可靠方法，是编号可以在正规系统中追踪样本和责任，身份不会在非必须的环节被打开;
具体执行请以国家卫健委、当地卫健行政部门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如有信息使用或者样本去向问题，请联系提供供精服务的专业人类精子库及审批医院核实。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