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精者的隐私界限，公开的并非身份，而是制度和处理必要的信息。
人类精子库中，捐精者姓名，身份证件，联系方式，住址，工作单位及可直接识别的本人或家庭信息，原则上不对社会公布。
这个界限不是由工作人员个人决定的，而是由供精的管理规则，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知情同意以及伦理审查来确定的。
公众真正能够查到的，一般是人类的精子库是否已经设立了审批，是否具备了相应的资质，以及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公布的相关信息。
还可以查询到该机构提供供精服务的范围，受理条件，办理流程，收费公示及投诉途径。
这些内容是解决“这家机构是否有资格做”的问题，而不是某一份精源源自谁。
捐精者在进入流程之后，精子库会按照现行的技术规范来做身份核验，健康评估，实验室筛查以及必要的随访。
相关的材料是个人的敏感信息，采集，保存，使用与传递都要有明确的目的，不能超出供精管理，医学评估，质量控制以及依法监管的范围。
精源经编码管理，冷冻样本，检测记录及随访资料不得通过公开查询和捐精者姓名任意对应。
这也就是双盲管理实际意义之一，即受者一般不知道捐精的身份，捐精者也不知道受者的身份。
“双盲”并非所有信息都必须隔离，而是使无关人员与交易双方无法通过日常的流程获取对方的身份。
受者家庭能够依法获取与受精以及辅助生殖决定相关的医学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要求查询捐精者的全部病历，照片或家庭资料。
例如，机构可能会在合规范围之内说明某一份精源是否能够完成规定的筛查，是否处于可以使用的状态，以及是否会对使用产生影响。
至于身高，血型，教育经历这些资料能否向受众提供，提供到何种程度，取决于现行文件，知情同意的文本以及机构内部的授权。
即使一项资料被视为对医学的选择有参考价值，也要遵循最小的必要原则，不能将资料包装为捐精者公开的简历。
公布精源信息时，也要避免“拼图识别”。
单独的年龄区间，职业类别，籍贯以及遗传病筛查的结果，叠加起来也可能指向一个人。
因此，精子库在发布统计数据的时候，一般采用汇总，去标识化或者区间化的方式，避免样本数量太少、地域太细的表述。
机构可公布年度工作情况、服务量以及经过处理后的数据，但不能将公众推回一个捐精者身份。
捐精者签名知情同意的同时也要知道信息会被如何使用、保留多长时间、谁能访问、在哪些法定情况下可以提供给监管和司法部门。
知情同意并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大授权的空洞文件。
如果原来只是为了供精筛查而收集的信息，后来用于科研，教学或其它研究用途的话，就不能当作已经获得了全部的授权。
涉及人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应依伦理审查及有关个人信息的保护要求进行处理，必要时重新获得同意或豁免审查
研究成果是可以公开的，但是公开的结果不能暴露捐精者的身份，也不能包含可以重新识别的个人资料。
那捐精者自己能否将自身的经历发送到网上?
成年人能够处理和表达与自身有关的信息，但是不能因此泄露精子库内的保密资料，受者的家庭信息，其他捐精者的信息或者未成年人的信息。
若发帖内容包括样本编号，业务记录，工作人员的信息或可辨认的医学资料，仍有侵权和泄密的风险。
同样，受害者家庭也不可以通过正规途径接受供精，自己找、曝光或者联系所谓的生物学父亲。
非正规途径更无公开身份的正当性。
个人直接提供精子，买卖精源，通过网络交流联系方式，避免人类精子库筛查，冷冻，复核与双盲管理，健康风险与法律风险无法通过平台或者个人承诺来消除。
出了问题，非正规渠道一般也没有完整样本追溯，质量控制以及责任认定制度。
真正突破保密界限的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监管，调查，司法协助或者公共卫生处理等情形。
这种提供应当由有权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提出，不能理解为任何一个人都能向精子库索要捐精者的资料。
精子库还需要受卫生健康部门的监督、年检或者相关的质量检查，检查人员访问权限也要和工作职责相适应。
出现数据泄露，误发资料或无授权查询的情况，机构应当按照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医疗质量的管理要求进行处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具体通知、补救以及责任认定，应根据泄露的范围，信息敏感度，机构过错和当地监管的要求而定。
普通人想知道一条信息是否可以公开，可以先问三问。
它是说明人类的精子库资质和流程，还是指向一个具体的捐精者。
他是否已经被标识化了，是否还可以通过多个线索拼出自己或者家庭。
它有没有知情同意，伦理审查或者法定授权。
只要答案是身份识别，没有授权使用或者绕开监管，就不能发布或者索取。
具体还要看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发的现行文件及机构告知书，不能用网上流传的匿名二字代替真正隐私的保护。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中心(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