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精者的隐私界限，为何说“界限是双向的”。
这条边界既不是保护捐精者，也不是为受害者家庭保密，而是将捐精者、受害者及未来出生的子女都纳入同一个供精管理办法中保护。
对于人类精子库而言，双盲与知情同意一般意味着双方并不直接见面，不互相了解真实身份，精源从采集到筛查到冷冻样本的保存再到供精使用都由机构按照授权流程进行管理。
捐精者无法通过捐精行为获取受者家庭信息，受者也无法将精源视为能够追查到某一个具体人的物品。
这里“隐私”包括姓名，证件，联系方式，也包括健康信息，遗传信息，家庭情况以及供精使用的记录。
但是隐私并不是一张能够掩盖一切问题的纸张。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对精源的质量、样本的去向以及使用的条件负责，受者家庭有权获取与合法助孕有关的说明，而不是仅仅听到一句话“放心，都是保密的。”
很多误解，就是将“保密”当作“什么也不说”,或者将“有权知道”理解为“有权了解捐精者是谁。
这两种解释都错了。
捐精者进人类精子库之后，首先面临身份核验，健康检查，遗传筛查及知情同意等问题。
这些资料并非供受者选择个人使用的，也非供精者与受者自由交换的社会名片。
机构应当依据人类精子库的基本标准及技术规范存放、使用相关的信息，并限制接触资料人员及范围。
工作人员也不能因好奇、熟人要求或者网络传播而将捐精者的档案交给有关人员。
受访者家庭获取的一般是经过制度许可的精源信息以及供精服务的说明，而非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等能够识别身份信息。
同样，捐精者也不能知道供精家庭是谁，也不能了解受精、妊娠及出生后的情况。
这是第一层的双向界限。
另一层更易被忽视，因为受害者家庭本身就有隐私。
接受供精是个人和家庭医疗信息，是否用供精，何时用以及孩子出生的情况，都不能由机构对捐精者进行公开，也不能向无关人员传递。
若有人将“捐精之后想要知道孩子究竟长什么样”视为天然权利，则越过了这一界限。
捐精者给予的是符合要求的精源，而不是对一个家庭的亲子关系承诺。
在现有供精管理的框架之下，亲子关系，监护关系以及医疗服务的关系不能因精源来源而混淆。
但是双盲并不意味着机构可以不保留记录。
供精单位负责样本编号，批次管理，筛查结果，冷冻保存，发放及使用记录，医疗机构应按要求做好相关登记及病历管理工作。
这些记录既保护了捐精者和受益者，又是发生了质量问题，信息错误或者违规使用的追究责任的依据。
因此，隐私保护并非删除痕迹，而是将资料保留在适当的系统中，让有权限的人为正当目的而使用。
“谁都不知道”并不是绝对的规则。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受卫生健康部门的监管，设立审批，年检，质量控制，伦理审查及供精管理规则，并要求机构提供必要记录。
遇到法律规定的监督检查，医疗安全处理或司法程序，机构可能要求依法提供相关资料，但不代表可以公开整个档案，也不代表个人可私自调取。
具体的哪些资料可以提供，由谁审批，提供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现行的文件和实际的程序。
遗传信息使这条边界更加复杂。
现在个人的基因检测渠道越来越多，理论上有可能通过网上的资料或者私人的检测来猜忌亲缘关系，但这并不能成为绕开人类精子库的双盲与保密制度的借口。
任何一个机构和个人不可以借此私下披露捐精者的身份，也不可以通过非法渠道找到精源。
非正规的供精无完整的筛查，冷冻保存，追踪以及精源使用的上限管理，出现健康或者身份的争议，相关人员常常既没有可靠的证据，也没有法律的保护。
对于准备供精的家庭而言，判断隐私界限是否清晰，取决于机构是否能在知情同意的文件上写明资料如何收集、谁可以使用、保存在什么环节、发生异常时的联系与处理。
还需要看对方有没有明确的说明双盲的要求，精源的使用上限，捐精的次数上限以及跨机构的调配方式，而不是说“绝对的保密”。
对于捐精者而言，签字之前要看清授权的范围，特别是样本保存，科研使用，信息使用以及后续联系的内容，不能将一次签字视为对所有用途无限的授权。
有的执行细节会由于地区文件及机构流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最后还是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公布的现行标准为准。
我个人认为最有效的判断方法就是一句话，任何要求你私下取得对方身份，绕开人类的精子库直接去交换精源，或者让机构不留下记录的做法，都不是隐私的保护，而是破坏双向的边界。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