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清楚结论，依法使用人类精子库供精并辅助生殖，捐精者一般不承担受精之后子女抚养的责任。
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是否存在遗传关系”,而在于受精发生在何种制度之下，谁作出生育同意，精源是否由有资质人类精子库提供。
正规供精中，捐精者，精源与受者家庭并非私下交易。
捐精者进人类精子库之后，需接受身份核查，健康检查，遗传与传染性疾病的相关筛查，并签署相应的知情同意书。
合格的精源将按规定进行冷冻保存以及编号管理，供精过程由获准从事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进行。
供精管理制度强调保密与双盲，捐精者一般不知道受精者是谁，受精者也不知道捐精者身份。
这样的安排并不是为了帮谁逃避责任，而是为了防止一个受监管医疗行为成为个人认亲索要财产或追索抚养费纠纷。
受精后的孩子，依法享有和其他孩子一样的民事权利。
但是这种权利并不意味着孩子自然可以要求捐精者支付抚养费，也不代表捐精者可要求确定自己是法律上的父亲;
夫妻之间接受供精进行辅助生殖的时候，夫妻双方会根据医疗机构的规定确定知情同意与生育安排，孩子法律的亲子关系通常是由接受辅助生育的一方和配偶来确定的。
因此，捐精者给予的是合法的精源，而不是将一个孩子交还给别人之后仍然保留着一套父亲的权利。
抚养义务一般来自于法律上父母子女的关系，而非仅凭一次遗传资源的提供而自然产生。
这也解释了为何正规人类的精子库不会将捐精者真实的身份交由受者家庭，也不允许捐精者和受者私下联络。
捐精者是否从此没有责任了?
也不能这么理解。
捐精人首先应如实提供自己的健康信息，配合人类的精子库进行规定筛查、随访及资料更新工作。
如果知道有重大的健康风险而故意隐瞒，或使用虚假的身份、虚假的材料进入程序，问题不再是一般的抚养责任问题了，而是涉及到医疗安全，合同责任乃至其他法律问题。
责任应根据具体的行为、过错以及损害后果而定，不能简单地说捐精者一直不承担责任。
人类的精子库也并非仅仅收集一次样本就完成管理。
精源需要有可追溯的记录，样本使用需要受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等制度限制，具体数据以现行规范及当地公开的执行标准为准。
医疗机构在使用供精的时候，还需要核对样本的信息、受者的资料以及知情同意的文件，不能直接将冷冻样本交由个人使用
这说明了另外一个常见误解:“只要孩子生下来有问题，捐精者必须负责”。
若是正规渠道遗传或健康的风险争议，首先要查看是否依据人类精子库的基本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来进行筛查，样本的保管与调配是否留有痕迹，医疗机构有无履行告知与复核的义务。
关于医疗质量，样本管理或知情同意争议，应当向提供相应服务的正规的医疗机构，人类精子库和卫生健康部门反馈。
不可以因为孩子患有某种疾病而直接将责任推到捐精者身上，也不可以将医学上难以确定的关系视为法律上亲子关系
反之，捐精者也不可以“我的遗传源头”为借口，绕开双盲与保密制度，要求查看受害人家庭信息或者要求见孩子。
这样的要求不会自动产生探望权，监护权与抚养权。
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制以及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对于身份信息、健康信息和遗传信息有保护的要求，人类精子库存储这些资料也需要遵守保密、授权与监管的规定。
真正应该警惕的是非法供精。
个人私下供精液，通过网络寻求受者，或将冷冻样本交由无精子库资质机构，均不属正规供精。
这样的情况下，双盲，筛查，样本追溯，使用上限与伦理审查都会失效，发生出现缺陷，感染，身份争议或者抚养诉讼时，相关人员难以获得制度保障。
更不可以私下签署的“孩子和我无关”作为当然有效免责的文件。
合同无法代替人类精子库设立审批及供精管理规则，也无法排除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捐精者决定自己是否可以承担抚养责任，最有用的是看中介的说法，而不是三件事。
第一、是否由具备精子库资格的机构收集和保存精子。
第二，是否有正式知情同意，筛查记录及样本编号。
第三，看受者能否通过获批的辅助生殖医院进行治疗，而非与个人直接进行受精。
三个都符合的话，一般就不是捐精者和孩子之间另建抚养关系。
如果其中一项缺失，特别是私下供精，具体责任需要主管部门或者法院根据事实认定，不能用正规的人类精子库规则。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