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把结论摆在前面:在中国有资质的人的精子库捐精并经正规的辅助生育技术受孕，捐精者一般不会因此而成为孩子法律的父亲，也不会仅仅依靠遗传关系来承担抚养责任。
所谓的跨境索要，通常是孩子，监护人或者境外机构依照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要求捐精的人确定亲子关系，支付抚养费，或提出继承或者探视的请求。
这样的事情不能光看一个检测报告，也不能将“血缘关系”等同于“自然有抚养责任”。
先看精源是从哪里来的。
中国人的精子库是供精的，捐精者需要做健康检查，遗传咨询以及必要的医学检查，精液样本经冷冻保存与复核后才可以按规定用来辅助生殖的。
正规流程注重双盲与知情同意，捐精者和受者之间并非是个人的交易关系，精源也并非由捐精人直接交给一个家庭。
人类的精子库还需要设立审批，年检，质量管理与伦理审查，供精的使用受精源使用的上限，捐精次数的上限等限制。
这些安排核心，并非将捐精者身份隐藏起来这么简单，而是避免供精成为私人之间可反复主张权力义务的亲子的安排。
对于受者家庭而言，接受正规的供精并且签署了知情同意，意味着他选择了国家监管下辅助生殖的服务。
对捐精者而言，签署捐精的相关文件，也不是将自己登记为未来孩子父亲，而是确定样本的捐献，健康信息的采集，保密管理以及按照规定使用等。
因此，在中国现行的监管体制下，合规捐精和传统婚姻中的生育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跨境索要为何会出现。
出现问题的地方，一般在不同的法律中对亲子关系，辅助生殖与抚养的责任并不完全一样。
有些国家或者地区更注重遗传来源，有些更重视分娩者，婚姻关系，意愿父母或者医疗记录，具体规则还受当地判例与程序法的影响
如果捐精人在中国正规的人类精子库里捐献，孩子又在正规的医疗机构用冷冻的样本出生的话，境外的一方不能仅凭“样本是某个人”就自然地推出中国法律下的抚养责任。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封境外的法院文书能完全不理睬。
若境外法院已作出判决，后续要想在中国取得财产执行的效果，一般需要经过承认与执行程序，法院审查判决的法院有无相应的管辖基础，当事人是否获得合法的通知，程序是否公平，判决的内容是否违背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以及公共利益等。
这一步并非自动盖章，也并非看到跨境两字就一定拒绝。
是否承认，取决于具体判决，送达材料，当事人身份，受孕方式及中国法律中公共政策的判断，不可脱离文件作出结论。
真正要区别的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由有资质人类精子库及经审批辅助生殖的机构供精。
这种情况下，亲子关系往往不会仅仅因为遗传相似或者亲子鉴定而自然成立，捐精者也往往不承担由父亲身份所产生的抚养责任。
第二种是通过精子库，捐精者和个人或境外的家庭直接联络，私下供精液，或通过中介实现所谓的定向供精。
这个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套用正规的供精制度逻辑，双方是否有协议、是否有欺诈、是否存在非法买卖精子、孩子的出生地以及受孕的方式是什么都可能会改变争议判断的基础。
非正规的渠道不受到人类精子库的管理制度的全面保护，医学筛查，身份保密，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后续的责任都会失控。
一旦跨境，证据可能包含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样本交接/医疗病历/亲子鉴定，谁主张/谁举证/证据合法取得都将成为争议的部分。
“签了捐精协议就没事”也说的很满。
协议可以证明当事人真实的意思和交易界限，但不能代替国家对于亲子关系及辅助生殖的强制规定。
同样,“做亲子鉴定就要抚养”也不正确。
亲子鉴定是解决遗传关系的，抚养义务还需要看法律上亲子关系，受孕与生育方式，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适用的法律。
若捐精者接受境外律师函，法院传票或者亲子鉴定，不可自行承认，也不可直接撕毁不予理睬。
首先核对文书来源，送达方式，案件编号以及提出请求法律依据，然后向有资质涉外法律专家咨询，并保留人类精子库的捐精记录，知情同意的材料和正规的医疗机构的证明。
涉及个人的健康信息以及遗传信息时，需要注意个人的信息保护与保密义务，不得将捐精者，受者家庭或者孩子的身份信息公开发布。
判断这种索要是否合法，首先要问三个问题:精源是否来自有资质人类的精子库，受孕是否在经过审批的辅助性生殖机构中完成，境外文书是否通过中国法下承认。
三个答案均指正规流程，不能将捐精者直接视为普通生父，只要有私下供精或者程序异常，均应依据具体证据及适用法律予以处理。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