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类的精子库拒绝进行查询，并不意味着知情权受到侵犯，关键是要看你查询的是哪些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是否能够向受访者家庭披露。
供精过程中的知情权，主要是指受者在受辅助生殖之前，知道技术风险，供精安排，双盲以及保密要求，并对受精，冷冻样本的使用和相关的医疗决定做出真实的同意。
它不是一个能打开捐精者所有档案的凭证。
最易引发争议的是，一般家庭希望知道捐精者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照片，职业细节，或要求看完整的筛查记录，但人类精子库仅提供概括性的说明甚至拒绝。
两种情况，法律与管理逻辑不同。
依据现行人类精子库的管理办法，供精的管理规范以及人类辅助的生殖技术的规范，精源的使用需要经过合规的筛查、质量的控制以及保密的管理，供精者和受精者之间要双盲管理，个人的身份信息不可以由机构随便交换。
捐精者健康资料，遗传信息以及身份资料也受到个人的信息保护法，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制和医疗隐私规定的约束。
因此，家庭没有自然权利向人类精子库提供捐精者可识别身份的信息。
这并非机构单方面对捐精者进行偏袒，而是由于供精制度在设立审批时就将匿名保护，知情同意以及伦理审查结合起来设计的结果
若当初签署知情同意的文件明确表示供精是双盲和保密的管理方式，以后再以“要知道孩子的遗传来源”的理由要求公布姓名，一般不会得支持。
但不公开身份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可以问。
受访者家庭首先要查询与自身直接有关的服务内容，包括本人的就诊与供精记录，样本的使用是否获得同意，医疗机构有无人类辅助的生殖技术资格，以及供精过程是否经批准由人类精子库供应精源。
具体能否复制、查阅这些材料，取决于医疗记录的管理，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机构内部的流程，不能将“不能给予身份信息”变为“任何材料均不予说明”。
在没有暴露捐精者的身份的情况下，关于精源安全，传染病的筛查，遗传风险的评估，样本质量以及使用状况的说明，往往是机构应当依照现行规范来处理的。
特别是当出现明确医疗安全的线索的时候，重点不在于让家庭自己去追查捐精者，而是由正规的医疗机构，人类精子库以及卫生健康部门来进行风险的核查，样本的追溯以及必要的处置。
这就涉及到精源可追溯的管理。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记录捐精者的筛查，样本的采集，冷冻的保存，复核，发放以及使用情况。精源的使用上限，捐精次数的上限，样本去向以及质量的管理也不能仅凭口头的承诺。
家庭可以问问自己供精治疗有没有经过正规的流程，但是不能要求机构给其他家庭提供生育信息，也不能要突破双盲核对是否有所谓的同源家庭。
跨省调配不是家庭自己联系或者私下转运就可以完成的。
关于精源跨省的使用、调配以及机构间的交接，应当依照现行的审批和质量管理以及监管要求来办理，具体还需要看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现行规定。
因此，一次查询遭拒后，不要仅仅问“我是否有知情权”,而要将问题分成三部分。
第一问是身份信息，非识别资料，还是自己医疗和供精的记录。
第二，拒绝的标准是什么，是双盲保密，个人信息保密，还是材料不在该机构保存与披露范围之内。
第三，有没有涉及样本的安全、遗传的风险或者知情同意的事实。
若机构仅说“不可查”而不表明查询对象，拒绝理由及申诉渠道，沟通不完整。
家庭可要求对方提供明确的书面答复，包括知情同意书，缴费及就诊记录，提供精确告知材料和查询中的回复，并向医疗机构医务管理部或伦理部门反馈。
如果争议涉及到人类精子库的资质，供精管理，样本调配，年检监管或者辅助的生殖技术的实施条件，可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咨询与反映。
如果涉及到个人信息的处理是否正当，也可以依据个人的信息保护规定寻求相应的救济，但这并不代表行政机关要求人类的精子库公布捐精者的身份。
伦理审查的关注点，是受者，出生子代，捐精者及其他相关人的权益是否得到妥善保护，而非代替任何一方达成私人查询的目的。
我个人认为，最容易被误解的是知情同意这四个字。
知情同意需要机构说清楚技术性质，可能风险，保密安排，样本使用与退出或者变更条件，让受者自己决定，不代表受者有无限制调取别人隐私的权利。
反之，如果家庭一直未告知供精方法、重要风险或签署的文件和实际使用不同的话，就不应该被一个“保密”给挡住。
判断此次拒绝合理与否，可先查询查询事项与原告知文件相对应，再看机构是否说明拒绝的依据及后续渠道
对捐精者的身份查询一般需要双盲和保密界限。
对于自己的治疗记录，样本使用的合规性或者明确的安全风险查询，应该要求机构说清楚事实、依据以及处理方法，并通过正规的监管渠道进行核实。
非正规的供精和私下的购买精源不能被这些保障所覆盖，出现健康、亲子以及隐私问题也难以受到法律保护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