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精家庭何时告知孩子，并非人类精子库为家庭规定了一个统一的年龄，而是父母知情同意，隐私保护与孩子的身心承受力之间的家庭决策。
这个选择最好不要等到孩子突然被别人听到，也不要等成年后用一次谈话将多年隐瞒一下子推翻。
供精受孕并非仅仅是医疗方面的操作，家庭还需要面对孩子怎样理解出生的事实，捐精者的信息怎样保密，以及以后出现医疗问题的时候如何使用精源的资料。
根据现行的公开规则，人类精子库与辅助生殖的主要职责是精源的筛查，冷冻样本的管理，双盲的保密，使用登记以及相关的知情同意，并没有统一的适用于每个家庭的年龄。
所以，家庭会议的真正决定的是，不是“说不说”,而是“由谁来说、什么时间开始、说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孩子提问题后如何接住”。
第一层首先要分开事实。
孩子需要了解的是自己出生的方式以及家庭关系，而不是要知道捐精人的姓名，住址，职业或者其他可识别的信息。
人类的精子库是捐精者和受者的双盲管理，精源信息受到保密制度以及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的限制，父母不能将孩子知情权视为查询捐精者的身份。
同样，捐精者也并非孩子法律上的父亲，供精受孕后的亲子关系，仍应依照现行法律及辅助生殖的管理要求予以理解。
第二层为时间。
孩子年龄小的时候，可以先用可以理解的语言表明自己是父母通过正规的医疗帮助到这个家里来的。
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再逐渐解释供精，受精，冷冻样本等概念，而非一次塞满所有医学和法律资料。
年幼阶段主要是让孩子知道，出生的方式并不影响父母照顾他的情况和家庭关系;
青春期后，孩子关注遗传，身体变化及身份问题可能增多，父母需准备更具体回答，特别是遗传病史及就医时如何向医生讲明。
若一直隐瞒，孩子长大后通过病历，亲属谈话或者基因检测得知，冲击往往不仅是供精本身，而是“家里为何一直不告诉我”的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越早说就越好。
孩子在面临重大疾病，考试压力，家庭关系激烈冲突的时候突然宣布正式摊牌，也可能将信息与恐惧联系在一起。
家庭会议先约定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然后根据孩子年龄，理解能力以及情绪反应分层沟通。
第三层怎么开这个会。
父母应该统一口径，确定双方都愿意用同样的事实表述，不将责任推到不孕不育一方，也不将捐精者描述为需要孩子感谢或责怪的人
可以以“我们当年要医疗帮助迎接你”为例说明，精子来自经过人类精子库的筛查与管理的捐精人。
关于精源筛查，遗传风险以及医学记录，只说已经被正规机构知道并保留下来的内容，不自行补充没有核实过的捐精者的背景。
如果孩子问“我是谁”,父母可以肯定遗传信息来源不只是一个来源，也说明家庭里的陪伴、照顾和责任不是基因决定的。
孩子若询问“能否找到捐精人”,应明确双盲与保密界限，不能承诺将来一定会得到身份资料，也不能指导孩子以非正规途径寻找。
人类的精子库精源的使用上限，捐精次数的上限，年检以及样本追溯，是机构监管与供精管理规定中的内容，家庭不应根据此推断一个孩子一定会有多少个遗传方面的个体。
如果孩子担忧将来恋爱或者生育时有近亲风险，可以记录下这个问题，在成年后正规的医疗咨询中，依据可以依法提供资料进行处理。
家庭也要留意知情同意书，治疗记录及人类精子库提供的材料，不要将原始病历及捐精者识别的信息随意发送到家庭群或者社交平台上。
这里还要区分家庭内部保密的范围。
父母可事先商议哪些亲属需知道，一般不宜将孩子出生的方式作为家族谈资，也不宜在孩子不知道的时候向亲戚传播
医疗机构诊疗中涉及病史及生殖信息，工作人员应当按照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医疗隐私的要求来处理，家庭也应当提醒陪同看病的亲属不要轻易转述。
若夫妻双方对于是否告知，告知时间或者表述方式存在分歧，请勿将孩子直接推向争执中。
可以先向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正规辅助性生殖机构或者具备相应资格的专业人员询问家庭沟通的问题，具体还要看当地的文件和机构的安排。
这样的咨询并非代替父母做出决定，而是为家庭区分医学事实，伦理审查中知情同意的要求与孩子实际反应。
人类的精子库负责精源和流程的合规，不会代替家庭进行亲子沟通，也不应该向个人提供精子或者私下进行查询。
非正规的供精、私下的买卖精源以及绕开筛查的做法，不但不受到法律保护，而且还会使样本来源，感染风险，遗传资料以及亲子权益无法追溯
判断一个家庭会议是不是准备好了，要看四件事情。
父母可以用一致而不贬低任何人的话来说明出生的事实，可以说明双盲保密的界限，可以答复孩子暂时回答不了的问题，可以承认不知道，可以在谈话之后继续陪伴，而不是说完信息就结束。
做到这些，时间就不再是一个年龄的数字了，而是可以反复进行沟通的过程。
最好的办法是，尽早建立诚信基础，根据孩子的理解程度逐一说明，将具体的医疗与身份问题交由正规机构及现行规定解决。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