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精家庭的孩子知道时机，一次孩子说我早就知道了。
孩子何时知道自己供精出生，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家庭的一致年龄，但是将这件事情拖到孩子偶尔听到、情绪激动或者就医时才说，往往不是稳妥的做法。
人类的精子库供精过程是知情同意与资料保密的，接受供精夫妻在治疗之前需要了解精源的来源、使用的规则和相关的风险，而孩子知不知道，现实中主要是家庭长期如何解释这段生命经历。
“我早知道”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孩子已完全接受了。
有些孩子是通过父母反复避讳的口吻猜到的，有的是通过亲属聊天，病历材料或者一次遗传方面的检查拼出来的答案，也有的人只是听懂一个词，却不知捐精者，精源与自己的关系是什么。
因此，知情并非某一天宣布一个秘密，而是随年龄与理解能力逐渐讲清楚。
幼儿期可先说“有些家庭要医生帮忙才有孩子”,关键是让孩子明白出生过程没有羞耻，并非父母对孩子的爱少了一点。
年龄增长之后，可以逐步证明受孕使用人类精子库的冷冻样本，捐精者为经筛查并按照供精管理规定进入流程之人，家庭并未与捐精者保持私人联系
当孩子懂得遗传、隐私以及医学资料的时候，再说明什么是可以知道的，什么是受到保密规则的限制。
人类的精子库是双盲、保密的，供精者和受精者家庭之间一般不能相互识别，孩子也不能理解“知情”是可以直接找捐精者的渠道。
也是家长最易说错的一个点。
可以诚实告诉孩子，精子库会按照规定保存与管理相关的资料，医疗机构可以在合规范围之内使用必要健康信息，但是捐精者身份这类个人信息受法律和制度的保护，具体能查到哪些要看现行的规定以及办理的环节。
家长别为了让孩子放心，说将来一定可以拿到完整的身份资料，也别把精源说成是某个可以追查的亲生父亲。
生物学的来源和家庭的关系是两个问题。
人类的精子库筛查，伦理审查，样本管理，精源使用的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目的是减少近亲婚配以及传播健康的风险，但这些制度不代表孩子不会有遗传方面的问题。
如果孩子由于疾病评估，遗传咨询或者其他正规的医疗需要，涉及供精的相关资料，应该由经批准辅助生殖医院及人类精子库依照程序处理，而非家庭私下寻求捐精者。
何时开始说更适合。
判断标准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年龄，而是孩子能够理解家庭的组成、提出“我是从哪里来的”,并且家长可以用稳定、连贯、不羞耻的方式回答问题。
如果孩子知道了，家长也不用急于证明自己“已经应该告诉他了”。
首先问他知道什么，是从哪儿听到的，最担心什么，然后把事实一个个补上。
这个时候不要否认，也不要怪孩子偷听，更不要将责任推到人类的精子库或者医疗机构上。
孩子忽然说“我早已知道”,往往表明信息已经进入了他的生活，只是大人觉得没有说出口，孩子就没有发现。
家庭内最好是统一说法，特别是接受供精一方，另一方，还有可能接触到孩子的亲属，都要知道哪些话可以说，哪些隐私不可以在外人面前说。
知情同意的文件，治疗记录以及精源资料是重要的个人信息，家长不能因孩子好奇而将能够看到的材料拍照转发或者放到家庭群中。
随着孩子的长大，应该讲清楚隐私的界限，包括哪些人是可以知道的，在什么样的医疗环境下需要告诉医生，以及没有经过本人同意不可以将供精经历当作家庭的谈资。
如果家长以前一直隐瞒，后来才说明的话，也可以说“以前没找到合适的办法”,但是不要编造新故事填补空缺。
具体还要看当地文件，医疗机构告知的安排以及家庭实际的情况，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的现行规定是判断的依据。
最好的判断方式是，看孩子是不是已经从偶然的线索里接触到了答案，而不是等他可以独立查病历，做遗传检查，或者和家人吵架了才开始。
可以分阶段说清出生事实，守住捐精者与孩子的隐私界限，并明确正规的医疗机构和人类的精子库各负责资料的范围，通常比一次揭开或者长期回避更安全。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