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精后代的数量上限，限制的是一个家庭是否能够生育，而不是同一个捐精者精源被社会重复使用后，风险是否集中在无法控制的地方。
这个限制首先是针对遗传的风险。
如果同一个捐精者冷冻样品被过多的家庭使用，未来不同的家庭子女虽然彼此不了解，但可能有生物学的近亲关系，以后结婚时增加了偶然的相遇和近亲的风险。
这并不意味着捐精者一定会患有某种疾病，也并不是每多生出一个孩子就会出现问题。
它是人口流动，信息不全、长期追踪不足的情况下，为低概率事件划定的一道界限。
人类的精子库进行筛查，可以减少已知的遗传病，传染病以及精液质量方面的问题进入到供精过程中，但是筛查并不意味着将来所有的疾病都排除。
有的疾病出现晚，有的遗传风险尚未成熟的检测方法，有的医学信息将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显现。
因此，精源使用的上限并不是判断一个捐精者是否好，而是避免将一个未被发觉的风险复制至过多的家庭。
这里还要分清捐精次数的上限与供精后代的数量的上限。
捐精次数是指捐精者为人类精子库供应样本的行为，而后者是指这些样本最后被多少人使用并形成了多少出生的后代。
样本瓶数，受精次数，临床妊娠与活产，也不是统计口径，具体取决于现行供精管理规则及精子库的信息系统是如何记录的。
因此，不能光看一个捐精的人捐了几次，就断定他的精源已有多少后代了。
第二层危险是传染病与质量事件追溯。
供精样本一般需经过筛查，检测，冷冻保存及规定程序下复检，合格后方可进入使用。
如果一批精源被许多机构、许多家庭广泛应用，以后发现检测漏洞、样本标记错误或某一项健康信息要补充时，通知、核查及风险评估范围将扩大。
样本的使用越分散，精子库就越要准确地掌握每一份冷冻样本到底去了哪里，由哪家获准从事人类辅助性生殖的医疗机构开展使用，以及对应知情同意与受者记录完整。
这也是为何供精不能直接转交个人，也不能从地下渠道买精源。
无正规渠道未经人类精子库的资质审核，也无双盲管理，冷冻样本的质控以及完整追溯，出现健康方面的问题，受者，出生后代以及捐精者都有可能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第三层管理与伦理危险。
供精制度实行双盲与保密管理，捐精者和受者一般不能直接了解对方的身份，医疗机构通过编码与授权记录匹配。
这样的安排保护了自己的隐私，也避免了商业交易，情感纠纷与身份追求对于家庭关系的冲击。
但是双盲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地使用同一个精源。
正是由于相关家庭不会自动交换信息，更需要精子库负责集中记录与总量控制。
受访者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表明他知道供精治疗的目的、可能的风险以及信息的保密安排，并不意味着放弃了精子库应当承担的审查与监管责任。
现行管理包括精子库设立审批，年检或年检，样品保存条件，人员资质，伦理审查及异常报告。
只有有资质的机构，才可以从事供精工作，辅助生殖医院也不可以在批准范围内自行获取或者调配精子。
跨省调配也不是一般物流，是否允许，由谁审核、如何登记都要依据国家和省级的卫生健康部门发布的文件来执行。
不同地区系统的衔接与执行细节有所不同，但是不能将这种不同理解为可以避免精源使用的上限。
有人将上限理解为对捐精者的生育能力或者对供精家庭的选择权限制，这种理解不正确。
制度限制公共精源重复配置，目的是控制可用样本，家庭需求与长期风险。
它也不是绝对的避免遗传风险的保证，因为任何的筛查制度都有界限，任何的记录系统也会受到信息的更新、机构的协作以及历史数据的完整性影响。
真正要关注的，并非网上流传的一个固定的数字，而是这个数字是不是来自现行的有效文件，而是统计捐精次数，受孕人数，出生后代，还有哪个有资格的机构来登记。
需要接受精子治疗的家庭，可直接向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正规医院或者人类精子库咨询精源来源，知情同意，保密与追溯。
如果有人要求可以私自指定捐精者，直接拿取样本，或者声称可以避开精子库使用限制，这并非所谓的特殊渠道，而是明显合规的风险。
判断一个供精方案是否可靠，首先要看机构资质，然后看样本是否受人类精子库的管理，最后确定相关记录及告知是否全面。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