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源匹配并非将捐精者当作商品目录去挑选，而是在医学的需要、伦理的边界以及供精的安全之间进行有限的匹配。
争议首先是“匹配”究竟匹配什么?
在正规的人类精子库中，匹配一般以血型，外貌特征等为主要信息展开，具体项目及执行方式以现行的技术规范和机构流程为依据。
这些信息用于减少家庭在外观与身份认同方面的明显冲突，并不意味着按照身高，学历，职业或者所谓的优良基因来进行消费筛选。
也就是说，精源匹配目的不是选择一个最好的捐精者，也不是确保受精成功，孩子健康或者智力高。
这里最易误解。
有的人将匹配理解为精源质量排序，认为越符合某一条件，遗传风险越低，这种推断无制度根据。
捐精者进人类精子库之前，需要接受健康情况的询问，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测以及遗传风险的评估，冷冻样本还需要按规定进行保存，复检与管理。
筛查可以减少已知风险，但无法排除所有的遗传疾病，也无法预知一个孩子将来的所有健康情况。
因此，匹配环节是解决供精使用中适配问题，并非代替医学筛查，也不是为后代提供健康保障。
第二个争论是受者是否有权利了解更多，甚至自己做出更多的决定。
从受众的角度来看，外貌、血型信息会影响到家庭的接受程度，知情同意也需要医疗机构说清供精方式，已知风险，保密原则及可能的局限。
但是供精是双盲和保密的，意味着受害人不能通过此获取捐精者姓名，联系方式，住址，工作单位等信息。
人类的精子库也不可能因为受者的个性化要求而突破双盲、避开精源登记或让捐精者直接与受者接触。
这并非是刻意减少选择，而是为保护捐精者，受者家庭及出生子女隐私与人格权利。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人格权保护的规则相关联的，不仅仅是纸上的姓名，还包括能够识别个人组合的信息。
因此，信息透明不能成为身份泄露，所谓的自主选择也不应成为对捐精者画像的交易。
第三个争论集中于公平性。
同一个人精子库的精子源，不能因为受众支付能力的不同而形成一个公开的高低级别，也不能将外貌、学历与职业包装为价格差别。
供精医疗必须由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机构实施，人类精子库应具备相应资质，并接受设立的审批，质量管理，伦理审查以及监督检查;
医疗机构递交供精申请后，匹配需回到患者医学资料，知情同意及供精管理规则，而非个人私下商议。
这也是为何正规机构一般不会让受众如浏览商品般查看完整的捐精者档案原因。
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同一个捐精者使用次数及出生后风险怎么控制。
捐精次数的上限、精源的使用上限和样本的出入库记录，都是为了减少近亲的婚配风险，以便在出现新医学信息的时候能够追溯到相关的样本和使用状况。
不同地区管理衔接，年检记录，信息系统以及跨省调配的规则，在执行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但是跨省供精不可以个人转运或私下进行。
如果样品离开正规的人类精子库，冷冻条件，来源真实性，检测记录及使用范围都无法核实。
问题出在哪里，往往不在于外貌是否匹配，而在于样本身份，审批手续以及记录是否一路匹配。
伦理审查不能理解为走形式。
对于供精机构，需要说明受访者是否真正了解双盲，保密，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辅助生殖是否失败等情况，并保留相应知情同意的材料。
如果匹配标准过于扩大，将社会偏好写为医学必要，可能会引起对某些人群的歧视，也会将生育压力转嫁到受众身上。
如果标准太模糊，受众又不知道机构是如何做出安排的。
一般人判断时，可先看三件事情。
第一、看是否为供精人类精子库及辅助生殖的机构，是否属卫健部门的审批范畴。
第二，直接问匹配依据，双盲保密界限，样本追溯以及精源使用限制，而不是问捐精者的身份。
第三，任何承诺“可指定某人”,出售额外的个人资料或者绕过筛查流程的途径，都不是受法律保护正规供精途径。
具体文件请以国家卫健委、省级卫健行政部门发布的现行文件为准。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