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容易忽视的一点是，供精出生的孩子法律父母一般不是以谁提供的精子来定性的，而是看婚姻、夫妻共同愿望和合规诊断记录。
“法律爸爸”并非人类精子库的一个单独的证件名称，而是一种对亲子关系的法律后果的一种通俗解释。
正规供精过程中，捐精者供应的是筛查和冷冻后保存的精源，而非将自身亲子身份交由受者家庭使用。
供精治疗一般应在有相应资质医疗机构进行，精源由经设立的审批人类精子库依照规定提供，不得由个人直接提供。
真正的有法律意义的材料，通常是夫妻身份证明、医学指征材料、知道同意书及治疗记录，而不是后来的亲子鉴定书。
这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部分。
有人将供精理解为「第三方生物學父親進入家庭」,但现行的管理制度并非如此设计。
捐精者和受者家庭间实行双盲、保密管理，捐精者一般不知道精源最后用在哪一个家庭，受者也不会得到可识别的捐精者信息。
双盲并不是消除记录，精子库仍然需要对捐精者的筛查资料，样本流向以及使用状况进行管理，相关信息受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医疗保密的要求的约束。
如果将来发生需要核实的医学或者监管事项，可以追溯到的是精子库以及医疗机构的合规记录，而非让家庭自己寻找捐精者
第二点是夫妻双方同意。
供精并非仅限于女方进行治疗，涉及配偶的知情、夫妻的共同决定以及对孩子身份的安排，正规机构通过书面的知情同意来确认。
该同意书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治疗的风险，还包括夫妻是否能接受供精的方式，是否知道捐精者不负责家庭中父母的责任，以及相关的信息如何保护。
若一方事先表示反对，或签署过程中有代签、隐瞒问题，在后续发生争执的时候，机构保留的签署材料及就诊记录可能是审查的重点。
婚姻关系也很重要。
我国现行的辅助生育技术管理是指有资质的机构为合法的婚姻关系里的夫妻提供服务为基本原则，未婚个人，未经批准机构以及地下供精不属于同一个法律保护范畴。
对于婚内合法供精生出的孩子，司法判断通常不会简单地依据基因来源否认夫妻之间已形成的父母和子女关系，特别是要结合双方有无共同的知情同意，有无接受治疗，有无长期负责抚养。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张签字纸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若涉及离婚，否定亲子关系，继承，抚养或一方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同意供精，最后还可能需要法院依据婚姻关系，医疗档案，同意文件以及实际家庭状况予以认定。
精子库无法代替法院确定亲子关系，也无法为家庭提供“法律爸爸”或“法律妈妈”证明。
第三点是捐精者的界限。
捐精者和供精出生的孩子有生物学关系，不可能产生民法上父母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在合法供精的制度下，捐精者不会因为提供精源而获得探望，抚养，继承等家庭的权利，孩子也不会因此而获得对捐精者抚养的请求权。
同样，受者家庭不应将捐精者视为可追责的隐形父亲，捐精者也不得通过精子库与医疗机构联系到受者的家庭。
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关注同一捐精者的精源使用范围，是为了减少近亲的婚配以及遗传的风险，而非为了给家庭留下一个可识别生物学的父亲。
人类的精子库还要负责样本检测，冷冻保存，出入库记录，质量控制及定期监管等工作，不能将冷冻样本当作普通商品进行流转。
跨省调配并非家庭之间自发转运。
可以调配，由谁审批，记录如何连接，取决于人类精子库的资质、供精的规范以及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的要求，未经批准转运不受到正规流程的保护。
年检，质量检查，伦理审查，检查的不仅仅是实验室的设备，还有知情同意，隐私保护，样本管理以及精源使用的记录。
一般家庭判断合法与否，不要仅看机构网页是否有“供精”两字。
更实际的观点是核实机构是否处于国家和省级医疗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范围之内，治疗是否通过正规的辅助性生殖机构来完成，精源是否来源于有资质人类的精子库，夫妻双方有无分别达成真实，充分的知情意愿。
若有人承诺可介绍捐精者，指定某精源，绕过双盲，或将冷冻样本交由个人带走，则问题不在于法律父母如何认定，而在于供精来源及整个治疗合法性。
出现争议，先保存合同，知情同意书，缴费凭证及机构出具医疗记录，再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反映，必要时可以通过法院解决亲子与民事责任。
不要使用地下的供精或者私下的亲子鉴定代替正规的流程，因为这样既会损害孩子与家庭的隐私，也会使本来应该由资质机构来承担的筛查，保密以及追溯的责任丧失。
判断法律的父母，首先要看夫妻关系与共同同意，然后看是否有资质人类精子库和医疗机构，最后才谈个案的争议。
具体认定依据现行法律，司法裁判及当地主管机关要求而定。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