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源调配的纠纷，一般不是“谁先付钱谁先拿”,而是要查明精子库、受精医疗机构与受者之间授权、记录和样本的流向。
人类的精子库不能直接给个人提供精源，精源只能在设立的审批机构和具备相应资格的机构之间，依照供精管理的规范进行辅助生殖。
因此，纠纷解决的第一步并不是争论是否可以换一个捐精者，而是确定此次调配是否在合法机构间发生，是否有完整知情同意，双盲管理以及冷冻样本记载。
这里所说的“调配”并非指将某个捐精者身份交由家庭挑选，而是精子库依据库存，质量，适用条件，使用上限及医疗机构的合规申请确定样本。
公开信息中常见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医疗机构表示已申请，精子库显示材料不齐。
一个是受者发现了预约顺序，可用样本的数量或者等待时间和预期不一样。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样本标签，运输交接，复核记录或使用登记无法解释缺口。
这些问题看上去都是“调配矛盾”,责任判断不能混在一块儿。
如果是库存不够或者暂时没有满足条件的精源，一般是资源安排的问题，不当就是机构违规了。
如果没有得到知情同意或未经受到确认就改变供精方案，争议重点将转移到医疗机构告知与授权是否充足。
如果样本编号不同，冷冻样本的温度记录缺少，交接签名缺少，首先要查看质量管理与可追溯记录，而不是先将责任推到捐精者身上。
根据人类精子库的管理制度，捐精者需要筛查、检测和健康评估以及必要的随访，样本也需要进行相应处理，冷冻保存以及复核。
精子库保密捐精者身份，双盲管理，医疗机构一般只能获取完成诊疗所需信息，不能以纠纷为由公开捐精者的姓名，联系方式或者其他可识别的资料。
这并不是故意躲避，而是为同时维护捐精者，受者家庭以及出生子代的权益。
精源使用受捐精次数的上限，同一捐精者的使用范围和相关的登记制度的限制。
因此，一个家庭说“继续用同一个精源”,并不意味着机构可以越过精源使用的上限。
同样，医疗机构称“以前使用这个编号”不能代替对本次样本的状态与使用资格的再核对。
真正有争议的时候，最有价值的资料并非聊天截图，而是提供精申请，知情同意书，费用票据，样本编号，调配或者预约记录，交接记录和医疗机构的说明。
受访者家庭可先向辅助生殖正规医院提出书面检查要求，说明申请时间，调配依据，样本状态，是否完成复查及目前由何一方保管。
涉及精源的来源，捐精者的筛查，冷冻保存，样本出入库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等问题，应当由人类的精子库核实并作出正式的说明。
对于适应证，诊疗方案，受精失败或者胚胎培养等问题，是辅助生殖医院的诊疗责任，不能将所有的结果归因于精源的调配。
若双方对记录存在分歧，需要求机构保存原始资料及电子操作日记，不能仅作口头的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争议的处理不能通过私下找供精者，购买所谓的同源精子或者让样本绕开精子库流转解决。
地下供精与非法买卖的精源无正规质量检测，冷冻运输及使用登记，当发生感染，样本错配或者亲子关系的争议时，受者家庭常常既不能证明样本的来源，也难以得到法律保护
跨省调配不能理解为机构间随意送样本。
是否可跨省调配，取决于相关的机构资质、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管理要求，运输条件，交接记录以及现行供精的管理文件，具体执行有地区差异的情况，请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精子库设立的审批、年检以及质量管理的情况，可以向主管部门公开相关信息核实。
但是“有医院名字”并不代表有人类的精子库资质,“可以辅助生殖”不代表可以自己保存、调配供精样品。
若怀疑机构未经批准进行供精，私自转让了精源，篡改了记录或泄露了个人信息，可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反映，并保留了合同、票据以及书面的答复。
如果争议涉及到医疗损害，人格权或者个人信息侵犯，应通过正规的医疗纠纷解决和法律方式解决，不宜在网上公布捐精者或者受害人的身份证明。
伦理审查是指符合条件进行研究等活动，不能替代人类精子库资质审查，也不能将缺乏知情同意问题作为伦理材料补充。
我个人认为，判断一个调配是否合法，首先看三件事情就可以了。
看提供样品的机构是否具备人类精子库的资质，看接受样品的是否获准进行相应辅助的生殖技术，再看样本是否能够通过编号和记录进行完整的追溯。
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说不清楚，都不能光靠“已安排好了”来推进。
如果只等时间、库存的变化或者医疗方案的调整，要求机构写清楚依据，往往胜过追问捐精者的个人信息。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