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精之后的随访，并非将捐精者视为长期监视的人，也非采完样本后完全失联。
大家通常将“随访”视为定期回家体检，制度实际更注重健康信息是否更新、出现关联风险能否追溯。
因此它既非传言中的终身检查，也非“捐完就无人管”。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按照现行的规定来建立捐精者健康资料以及相关记录，记录从筛查到采集再到样本使用的基本情况。
这些资料用途，首先是确定供精材料的质量与安全要求，其次是发现医学问题时可以核实来源与流向。
随访更像是一个信息通道，而不是一个无限的强制性治疗。
捐精之前医学筛查一般包含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以及遗传相关的评估等内容，具体项目请参考人类精子库现行的技术规范。
完成捐精，并不代表过去发现健康问题能够被抹除，也不代表以后出现的状况都会自动归入捐精。
这就是传言易传歪的所在。
有人听说“要随访”,就觉得机构会一直让捐精者来检查。
实际上，随访也可能包括对以前资料的补充，对重要的健康变化的问询，以及发现和供精材料相关风险线索后的必要核实。
若捐精者后来知道自己有可能致使后代健康受损的遗传疾病或发生需告知的重要健康信息，应通过正规的精子库提供合法渠道进行报告。
机构依据现行规定及医学评估，决定是否要暂停相关的样本使用，补充核查或者采取其它管理方式。
这不是追究捐精者道德责任，而是减少风险再传递。
同样，受者家庭或借助辅助生殖生出的子代如果需要进行医学核查的话，相关的医疗机构也有可能依照规定向精子库提供必要的信息。
反馈并不是让两人直接见面，也不是将捐精者身份交由受者家庭承担。
人类的辅助生殖制度强调对双方隐私的保护，精子库与医疗机构保护个人信息。
在无法定理由、合法授权或需要医疗管理的情况下，不得将姓名，联系方式以及其他可识别的信息随意传递给有关人员。
所以,“孩子长大了一定会查到捐精的人是谁”并非现行制度下能够直接得出的结论。
能否披露，披露到何种程度，取决于现行的法律法规，伦理要求以及具体情形，不能将网络说法视为普遍的权利。
另一种说法是，捐精者将来会被要求负责抚养，继承或日常联系。
按照辅助的生殖制度来看，供精关系和自然生育的亲子关系不一样，供精者不是受精者家庭共同的成员。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风险都可以通过一句话“匿名”来解决。
精子库依然要对样本，人员以及信息实行可追溯的管理，受助者服务于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亦需保留相应的医疗记录
如果样本管理不当，信息泄露或者其他违规行为，责任由事实、过错以及适用法律来确定。
涉及到个人信息的时候，还需要受到国家信息保护法及医疗卫生规定的限制。
谁掌握资料，谁能查阅，什么时候可以使用，不能依靠工作人员的口头承诺来决定。
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环节，是捐精者是否能够获取完整的医学资料。
精子库要依法保护自己的隐私，提供给自己的信息范围及方法，要结合档案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医疗记录规定来处理。
不应将“保密”视为机构无论如何都不能告知本人，也不应将「本人知情」视为可要求获取受者或子代身份的信息。
这两件事不一样。
如果捐精者觉得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或对随访通知和资料使用存在疑问，应当先向提供服务的人类的精子库或者主管的医疗机构进行核实。
对于处理结果不满意或怀疑有违法违规的情况，可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反映情况，必要时依法予以救济。
正规渠道供精无同样筛查、记录与责任链条，发生健康纠纷时，捐精者，受者及子代都可能受到法律保护
具体的随访频率，通知方式，保存期限以及项目，各地执行要看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的现行文件;
判断一个说法是否可靠，可以先问三点问题。
它说的是什么样的随访，是健康的信息更新，样本管理，还是一般的体检。
它是否应用于现行制度及正规精子库书面告知，而非仅仅引用“听闻”。
它是否将隐私保密，样本追溯与法律责任混为一谈。
能够回答这三点，基本可以判断是制度解释，还是将匿名、随访与亲子关系混为一谈的传言。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