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高门槛的真正争议之处，并非捐精者是否有资格被挑选出来，而是本来服务生殖医疗筛选的程序是否将社会偏好包裹成医学标准
按照现行的制度，国家对人类的精子库有着基本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但是并不存在一个全国统一、每个精子库都要采用的最低身高线。
一些公司在公开招募的条件中设置了身高要求，一般是本机构招募和初筛的条件，不能直接说是国家法律的规定。
因此，看见“身高不足不能捐”,不要急于将其理解为全国统一的禁令，也不要反过来认为机构是违法的。
首先要看这个要求写到什么文件中，由谁来制定，是否对外公布，是否经过了机构内的伦理与质量管理过程。
人类的精子库并非一般的中介机构。
它是由医疗机构在卫生健康部门批准范围内开展工作的，精子需要经过健康评估，病史询问，实验室检查以及遗传筛查等。
精液质量，传染病风险，遗传病风险以及身份保密，是制度设计最直接的问题。
身高不是疾病，也不能单独说明一个人生殖能力，更不能代替医疗检查。
这也就是质疑者最大的力量所在。
如果说身高是硬门槛，但不能说明它和精子质量，遗传风险或者供精安全有什么关系，公众就会问，这是医学需要还是对未来的子代外貌预设。
而支持设门槛的人，一般也不仅仅是为了审美。
辅助生殖中，受者往往关注供精者基本表型，精子库需在保护隐私之前进行有限信息管理与匹配。
一些机构也可能认为，设立一个统一的身高标准，有利于回应受众的普遍期望，也可减少招募，保存与匹配的争议。
但这只能说明机构为什么会这样做，不能自动表明这是必要的医疗标准。
两件事情要分开来看。
一方面精子库是否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确定招募条件，另一方面这个条件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是否公平透明可复核。
前者是指机构运作和供精质量的管理，后者是指伦理审查，人格尊严以及公众信任生殖医疗。
如果两者混在一起说“人家有权利”,问题就变窄了。
机构自主权并非随意设门槛通行证。
根据人类精子库的相关规定，供精者在进入流程之后需要接受规范的筛查，资料以及样本也需要受到保密的管理，供精活动不得成为个人之间直接的交易。
所有的附加条件，都应该在这个医疗与伦理框架下解释，而不是以市场选美逻辑解释。
从法律角度来看，现行的公开规范更加明确地规定人类精子库资质，供精流程，筛查，保密以及质量控制等相关事宜，对于“身高达到了多少”并无可直接套用全国统一的数字。
也就是说，网上流传的一个身高值，不可能仅凭一个“国家的规定”成立。
具体还要看国家卫健委和省卫健委的现行文件和相关的精子库公开招募的说明。
如果一项要求仅仅是内部口头的说法，工作人员后来解释不一致或公开材料和实际执行不同，争议不仅仅是身高本身，还包括告知和管理规范。
如果公开说明招募条件的话，也可以问问他的医学依据与伦理根据。
伦理审查不是为机构盖个什么条件都可以盖的章。
它需要看受试者的权益，风险收益，隐私保护以及社会影响，特别是避免将不孕不育的家庭现实需要，转化为对外貌，身材以及所谓的优秀基因的过分消费。
“优生”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常被使用。
医学筛查为减少明确健康风险，并不意味着按身高，相貌或者社会评价排序。
若一个门槛仅仅服务于审美的偏好，而被视为决定了后代质量的标准，就会使个体差异被污名化，也会使捐精者与受者家庭承担不必要的责任。
那普通人如何判断这件事?
先看要求出处，是国家规范，省级文件，还是某精子库自己招募的页面。
再看表述，是报名初筛的条件，还是被说成是法律禁止的。
还需要看机构是否说明了该条件和医疗目的的关系，是否提供了正式，统一的咨询途径。
不能满足一个身高要求，不代表身体不好，也不代表不能生育。
相反，达到身高的要求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满足供精条件，因为后续的筛查，医学评估以及伦理程序才会决定是否进入规范的流程。
非正规的渠道更不可以绕开这些要求，地下供精或者个人直供精不受正规的医疗质量的控制，也可能引发感染，遗传风险，身份与亲子关系的纠纷。
遇到宣传和官方信息不同的情况，请以卫健部门发布的审批与监管信息作为依据，及时向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反馈。
这场争议应该追问的是:“个子高还是更好”,还是“这个门槛由谁设定、依据是哪些、是否有公开说明，以及它是不是真正服务于医疗的安全”。
只要问清楚这四件事，很多以机构条件冒用国家规定说法就可以分辨出来了。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行为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