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率高，首先表明合格精源获取成本更高，但是这笔成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检查太严格”或“有人跑了一趟”。
捐精不是交出一份精液就结束，而是健康史询问，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测，以及后续复核与资料保存的全过程。
其中任何环节出现不合乎现行标准的状况，样本都有可能进入使用的环节。
对捐精者而言，最大的成本是时间，交通以及隐私的成本。
有些项目要按流程一次完成，部分结果需结合复查或者随访判断，不能以一次检测替代所有评估。
如果最终没有通过的话，捐精者一般只能得到“没有达到相应条件”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得出一个可以自己推断的疾病的结论。
这个很容易被误解。
精液参数没有达到要求，并不代表这个人无生育能力，也不代表一定患有某一种疾病。
相反，有的感染性指标，遗传风险线或既往病史发现后，机构需按诊疗与告知规则进行处理，具体由正规的医疗机构执业医师来解释。
捐精者需要警惕的是，并非被淘汰本身，而是将筛查结果通过非正规渠道再次“验证”,或向个人索取、传播完整的病历与检测报告;
这将使一次医学检查成为一种新的隐私危险。
对于人类精子库来说，淘汰率高的成本是可用的精源减少，前期的检测、人员的审核、样本的保存以及质量控制成本不会按比例减少。
库中样本需按规定标识、保存与追溯，相关记录不可因样本最后未使用而随意处置。
这也是为何合规精源供应不能像一般商品一样随时补给。
样本减少了，受者等待的时间可能会延长，辅助的生殖机构也会受影响。
但如果为增加数目而放松筛查，代价将转移到受害者家庭和将来出生的孩子身上，风险性质也由“资源不够”转变为“医疗安全与权益受损”
《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以及相应的基本标准与技术规范，要求人类的精子库在批准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并对供精者开展相应的筛查与管理。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与相关的技术规范相比，辅助生殖的机构，精子库以及医务人员的责任处于同一条合规的链条。
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某一个检查单独多吓人，而在于样本是否经过规定的程序被确认，记录，保存与使用。
对于受害者家庭而言，淘汰率的成本更加具体。
等待可以延长，治疗计划可以调整，一些家庭还要面临反复就诊与心理负担。
但是，受害者不能因等待时间过长而要求机构披露供精者的身份，购买未经审批的精源，或将个人之间直接供精当作替代方案使用。
我国严格管理供精与辅助生殖，供精信息涉及双盲，保密及个人信息的保护。
非正规途径既无完整筛查，也无规范样本追溯与知情同意，出现健康问题或者身份争议时，往往难以证明样本的来源，更难以获得稳定的保护。
真正的复杂是，筛查不仅仅是筛查“身体好吗”。
它还要分析遗传风险，传染病风险，精液质量，以往病史与信息真实性的关系。
捐精者真实提供病史，是医学评估之一。
人类的精子库要按照规定进行审核、检测以及信息管理，不能仅凭一张化验单，也不能为留下样本而省去必要的程序。
若信息填写不真实或机构在采集，保存、使用过程中违反规定，责任判断取决于具体事实，如谁做出决定、审核记录、实施操作、是否造成实际损害等。
不能简单地将所有的后果都归咎于捐精者，也不能因样本通过筛查而推断未来不会有任何医学方面的问题。
筛查是减少已知风险，而非对未来健康的绝对保障。
我个人认为最容易被忽视的代价就是公众对于淘汰的误解。
有人将淘汰视为捐精者被证实“不合格”,有人将高淘汰率视为机构故设门槛。
其实，筛查结果只表明在特定的标准和当时的资料下，样本是否能进入相应的流程。
它不应该被用于评价一个人是否有人格、婚育或社会价值等。
判断一件事情值不值得，不能只看一个百分比，而要看机构是否具备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资质，筛查项目及流程是否按照现行文件来执行，知情同意，隐私保护以及结果告知有没有说清楚。
具体项目及执行细节因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请以国家卫健委、省级卫健行政部门公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看见“包通过”、“快入库”或者绕开正规的精子库说法，先将其视为风险信号，而非将淘汰率视为讨价还价的借口。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