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的流失并非是这些年突然变得严重了，而是流失的环节发生了变化，以前更多是在招募与筛选之前，现在更多的是在检查，等待或者后续配合时退出。
有些人只看了招募信息，并没有真的报名。
有人提供了资料，但是没有去人类精子库进行检查。
有人通过初筛，后因时间安排，健康评估结论或个人顾虑未继续。
还有的人已经进入了相关程序，但没有按要求做好后续的配合。
这些不能算作同一种流失，否则用几个宣传的报名数来比较最后的完成数，结论必然失真。
以前讨论这件事情，总是把重点放到“是否有人愿来”。
当时外界对于捐精的了解不多，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隐私，身体的影响以及社会的评价，信息不公开本身就挡住了一批人。
现在信息越来越多，报名入口以及公开说明也越来越容易找到，但是疑问并未消失，而是由“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转变为“我要承担什么，流程是否暴露，以后是否会有问题”。
因此，招募信息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有效志愿者的增加。
真正的改变，是大家对于流程的期望变得更具体，也更易于在某一个环节发现实际成本。
人类的精子库并不是收集完了样本就结束了，它需要按照现行的规定以及技术规范来开展健康询问，医学检查，实验室检测，资料管理以及后续的工作。
其中的任何一个不符合要求，都可能无法继续。
这并非是工作人员随意提高门槛，而是人类的精子库的质量控制以及受者的安全要求。
捐献者筛查结果，知情同意以及身份信息不可以个人随意进行处理，相关机构应当按照保密与个人信息的保护要求进行管理。
这就导致了一个传播方面的矛盾。
越是强调规范，流程就越无法像一般的报名一样“来了就行”。
有人网上看到的几句话，到现场才知道要预留时间去接受询问，检查以及说明。
若前期告知不足，退出会集中在首次到场后。
这并非志愿者变“不负责”,而是招募的信息未将真实流程讲清楚。
反之，如果宣传只讲公益意义，而没有明确说明筛查，知情同意，资料保密以及后续安排，也会使不适合继续人员提前引入，使得表面报名多，实际完成少。
近几年的另一个变化是，人们对隐私与数据的敏感性明显增强。
《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涉及人生的生命科学以及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这类制度，都需要对个人信息，健康信息和相关的使用边界加以规范。
人类的精子库具体业务不是一般的科研项目，但涉及个人的健康资料以及生殖方面的信息，机构仍应当按照适用的规定承担告知，同意，保密和管理的责任。
志愿者不想继续，很多时候并非反对公益，而是没有得到足够明确、可靠的解释。
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原因，是时间与生活节奏改变了。
筛查，检测以及后续的安排需本人按照机构的要求到场，不能完全依靠线上。
学习，工作地点的变化，交通成本的增加，或个人安排的临时变动，都会使原本有意愿者中途离开。
这种退出不一定代表招募失败，但直接影响最后的完成率。
那能不能根据这个说法，志愿者的流失率这些年一定会上升呢?
不能这么下结论。
目前公开的信息中，一般可以看到政策的要求、机构的服务信息以及阶段性的工作情况，但不一定有全国统一的口径一致的持续公布的志愿者的流失率。
不同地区人群的来源，招募方式，筛查标准的执行以及统计口径也有所不同。
将某个机构报名人数，完成量或者媒体报道直接当作全国趋势，依据不足。
我个人认为，判断变化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报名多少”,而是看流程哪一步掉人了，机构是否公开解释了统计口径?
如果大多数人是在第一次咨询之后退出，问题可能在于信息告知与预期控制。
如果主要是健康检查后，可能反映出筛查要求和报名者自己判断的差距。
如果完成了前期的流程却在后面减少了，则要看时间的安排，随访的配合以及机构的服务。
当然具体执行还需要看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的现行文件，以及经批准人类精子库的公开说明文件。
对于个人而言，最简单的方法是只认可卫生健康部门的批准人类精子库，先看正规流程与隐私说明，再决定是否能接受现场评价。
非正规途径不能代替筛查，也不能受同等法律与医疗质量的保护。
不要只看“报名难不难”,要看退出是在哪一步，这才是真正可以说明变化的。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