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家属的代述，不能等同于完整的有效遗传病的家族史，也不能单独作为精源是否使用的标准。
人类精子库捐精的过程中，家族史一般是捐精者的问卷，健康的询问，体格检查以及相关实验室的筛查。
家属了解的情况可作为线索，但捐精者自己仍然是主要的信息提供者、知情人。
如果捐精人不知道某个亲属患了什么病，合法的做法是真实写明“不知道”或“不能确定”,而非家属凭印象得出结论。
这里最易被误解的是，将“有人说了一次”理解为“机构已核实”。
家属代述是解决信息来源的问题，不能代替人类精子库给捐精者的医学评估，也无法代替必要遗传风险的判断。
例如，家属称某位长辈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或许是遗传病，或者是出生缺陷，后天疾病，甚至仅仅是未确诊身体的异常。
这些观点在医学上并不等价，工作人员要问疾病名称，发病年龄，亲属关系，有无诊断记录，家族中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
如果信息的前后不一致或家族史提示有明确遗传风险，精子库不能仅凭其中一次的口述直接做出放行的判断。
它应按现行供精管理规则及本机构标准流程复核，必要时请有资质医疗人员进行评估。
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检查、需要遗传的咨询或者补充资料，需要经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人类的精子库或者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依照现行规范来决定。
家属代述也有一个界限，就是不能代表捐精者本人达成知情同意的。
供精包括双盲管理，精源使用限制，样本追溯及后续风险处理，捐精者要知道自己提交信息会被如何记录与使用。
如果是家属帮忙回忆的话，也应该以捐精者自己确认的内容为正式记录，而不是以家属的判断为原样的捐精者医学叙述。
从责任上讲，捐精者应如实告知以往病史及家族史的责任，精子库负有询问，筛查，记录，审核及保密的责任。
工作人员无法因家属称“家里无遗传病”而不再核对，也无法因一个模糊病名而自行下定论。
如果隐瞒，误报或记录失真，后面出现风险的时候，问题会出现在知情同意，病史采集，筛查流程以及样本的使用记录等方面。
因此，所谓的“一次家属自述”,在制度层面上更像是一条需要核实的信息，而不是一个能够独立完成工作的文件。
要是讨论的是供精家庭，规则又有所不同。
受害者夫妻或者相关的就诊者家族史一般由本人提供给正规的辅助生殖医疗机构，家属帮忙回忆可以避免遗漏，但最后还是要由就诊者自己确认。
医疗机构将根据双方的已知病史，家族关系以及现有的检查资料来评估风险，并依据知情同意的要求解释供精、受精和可能的医学方面的不确定性
受害人家属不能代替本人做出关于生育，胚胎或精源的重要决定，除非法律及医疗文件规定的代理情形成立。
家族成员疾病信息也是敏感的个人信息，精子库与医疗机构不得为核实便利而任意透露无关人员或亲属的身份。
双盲与保密制度目的是防止受害者、捐精者和亲属通过病历细节相互识别。
公开规范一般要求机构留存可追溯业务记录，并在发现有关供精安全重要信息的时候按程序处理，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家族病史都可以被查到或全部排除。
遗传病的筛查范围有限，正常的筛查结果并不意味着后代不存在遗传性疾病的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知情同意不可以只签名的原因，相关机构应该让当事人了解筛查可以覆盖什么，不能覆盖的，还有信息不完整的可能性。
“家属说了一次”发生在第一次登记的时候，可以记为初步的信息。
如果在样本已采集，冷冻保存乃至进入到供精使用的安排之后，机构还要看这个信息是否是需要重新评价精源的重要情况。
这种判断不可以由家属、捐赠精子或者受害人私下决定，也不可以通过个人转移精源、避免双盲或跨地区私下调配解决。
人类的精子库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设立审批，质量管理，伦理审查以及年检监管都有明确的要求，具体执行还需要看国家的卫生健康委以及省级的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发布的相关文件。
一般人判断一个代述是否正确使用，只能看三点。
第一，代述的内容是否被区分为已确诊、本人不清楚、家属推测。
第二，正式记录与知情同意方面，是否仍需捐精者或者从事辅助生殖的本人确认，而非仅仅留下家属的一句话。
第三、有明确遗传病的线索后，机构是否说明下一步复核与医学评估，而非口头承诺“无关”。
因此，家属可以帮助回忆，但不能以一次代述代替本人确认与机构审查。
要求工作人员将不确定病史写为确定结论，或鼓励隐瞒，修改家族史的话，应暂停相关程序，向正规人类的精子库或者卫健部门进行核实。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构成医疗建议，任何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院(人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