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的关键，并非是是否保护捐精者的隐私，而是隐私，知情，健康安全以及子代的人格权利如何被制度所照顾。
人类的精子库是双盲管理的，供精者一般不知道受精者，受精者也不知道供精者的身份。
这可以减少买卖关系，家庭纠纷以及对捐精者现实伤害，但是子代长大以后可能会有的身世知情的需求也的确不能假装没有。
因此，子代的权益不能仅仅理解为“拿到了捐精者的姓名”,也不能压缩为“只要样本符合就可以了”。
至少三层要看清楚。
第一层为出生前的安全权利。
精子进入人类的精子库之前，应当按照现行的筛查，检测，医学评估以及样本处理的要求来进行管理，冷冻样本也应当有身份标识，保存记录以及质量控制
供精者并非将精子交由个人，而是经有资质人类精子库核实后，由符合条件辅助生殖医院按规定使用。
受精者可以接受供精的辅助生殖，也可以在正规机构进行医学评估与知情同意;
这个同意不仅仅是签字，还应该让受访者了解供精辅助生育的基本过程，可能的风险，保密安排和子代将来可能面临的身份问题。
若机构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受精成功率，避开这些内容，形式上签字，伦理仍不完整。
第二层防止近亲繁殖与遗传危险。
精源的使用上限，捐精次数的上限，样本的编码，受者的出生情况的记录都是为了避免同一捐精者精源被无限地扩散。
供精的管理规范要求对样本的流转以及使用进行跟踪，机构不能将冷冻样本当作一般商品，也不能直接向个人供精。
跨省调配不能通过机构之间私自转运解决，涉及精源的流动应当依照现行的审批、备案及监管规定办理。
真正需要问的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捐精者生了多少个孩子，而不是使用的上限由谁来执行，系统是否可以识别重复的使用，异常情况是否及时报告。
年检，质量检查，伦理审查，卫生健康部门监管，作用都在此。
若出生后发现和供精相关的重要健康信息，精子库及使用机构应依保存医学记录协助核查及风险处置，不可因双盲而将责任置于门外。
第三层是最大争议的身份知情。
现行的公开规则对捐精者及受者的隐私进行了保护，精子库实行了保密管理，公开的规则并没有将供精子代一律赋予直接调查捐精者的真实身份。
这表明，子代知情需求和捐精者隐私权之间，目前并非一句“谁更为重要”可以解决。
从个人的信息保护角度来看，捐精者身份，健康资料以及遗传信息都是需要严格加以保护的信息，机构不可以因为子代的好奇或者网络查询而随便披露。
但是保密并不意味着信息一直沉睡。
在涉及重要遗传性疾病的风险，样本质量的问题，身份记录的错误或者其他需要核查的事项的时候，机构应当提供清晰的内部报告，医学评估以及伦理审查途径。
什么信息能够提供，提供给谁，由哪个级别的机构审核，都应当根据现行的文件和具体的情况来处理，而不是工作人员依据个人判断来答复。
这里最常犯的错误是，将“保护隐私“理解为“不向子女提供任何关于健康的信息。”
其实，不能公布身份，并不意味着不能在法律和伦理规定的范围之内提供必要非识别性的健康资讯。
反之，子代要了解身世，也并不意味着机构可以跳出隐私审查，直接提供捐精者姓名，住址，联系方式或者社交帐号。
遇到记录丢失，样本混用，超出使用限制等问题，责任也不仅仅是某个工作人员。
人类的精子库负责样本管理与记录保存工作，使用精源医疗机构负责诊疗、核对与告知工作，设立审批及日常监督部门负责通过检查，年检，伦理审查及违规处理追究责任。
辅助生殖的机构若发现供精的来源，样本编码或者知情同意有疑问，不可继续使用后补手续。
不正规渠道也没有这个保障，地下供精，私下购买精源与绕过筛查行为，既可能引发传染病与遗传风险，也会使子代无法确定精源来源，出现问题还难以找到责任链
一般家庭判定机构是否可靠，首先要看它是否是经卫生健康部门批准的辅助性生殖机构，所使用人类精子库有无相应资质，然后看告知书上是否写明双盲，保密，精源使用及风险处置。
对于捐精者而言，不能仅凭“绝对的保密”口头承诺，应当确定知情同意，健康资料的保存以及异常情况的通知按照什么制度来执行。
对于准备供精的家庭而言，也不要自己寻找所谓的精源，更不要将网络的基因检测当作官方的身份确认途径。
这条规定的底线很明确，子代的健康与人格权益要被记录、保护、必要时可追溯，捐精者隐私也不能随意牺牲;
具体的身份信息是否披露，健康资料是否调取，还需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的现行文件为准，以正规机构伦理审查为依据。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