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共识并不是在一次会议上确定下来的，而是通过供精安全，捐精者权益，受者知情与后代利益的反复选择后，逐步形成的制度。
争议真正的争议，并非是“是否供精”,而是谁可以决定精源如何使用，信息保密到何种程度，出现问题由谁来承担。
人类的精子库面临的对象并非普通商品，冷冻样本进入辅助的生殖过程中，也会牵涉到捐精者，受者家庭，出生后代及医疗机构等。
因此行业最后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精源要进入受监督的公共管理系统，不能私下撮合，也不能将捐精者与受者直接对接。
早期最易误解的一点是，将伦理审查视为阻碍效率的工具。
其实，伦理审查是处理医学风险以外的问题，例如知情同意有没有充分，个人信息是否被滥用，样本使用的范围是否越界。
捐精人同意捐献，并不意味着同意自己身份，家庭资料及健康信息任意公布。
受精者接受供精，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己指定捐精者，购买某种条件或要求突破两盲管理。
这是第一个共识，供精要以自愿，无偿，知情与保密为基础，由有精子库资格的机构统一负责。
“无偿”并不意味着捐精者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助，而是不能使精源成为可自由定价与交易的产品。
“知情”并非签一张纸就完成，相关机构要让捐精者知道筛查，样本使用，信息保护及退出机制等情况。
能否在捐献之后随意撤回，能否撤回至哪一步，具体还要看现行文件以及已经完成的医疗程序，不能以网络说法替代机构通知。
第二个共识是:安全与可追溯。
人类的精子库依据人类精子库的管理办法和相关的基本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来开展工作，对捐精者开展健康评估以及必要的筛查工作。精源采集，处理，冷冻，保存与发放记录。
样本并不是装入液氮罐就可以了，编号，存储条件，复核，出入库及供精使用都需要追查。
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时，机构需要根据记录判断是哪些样本、流程，而非工作人员的回忆。
这也是为何非正规渠道的风险很大，个人转交精液无同等筛查，保存，运输与责任链条，发生感染，样本混淆或者身份争议后，受者与出生后代难以得到完整保护。
精源的使用上限以及捐精次数的上限，也并非是为了营造稀缺感，而是为了减少同一捐精者出现过多后代后，可能出现近亲婚配与家系识别的风险。
具体上限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行政部门出台的现行文件及当地执行标准为准，不得照搬境外数据。
跨省调配不能理解为机构间想调就调，涉及供精机构资质，审批要求，运输保存，信息衔接与责任划分等，均应符合监管要求。
第三层的共识是双盲与隐私的保护。
一般所说的双盲，并非是让所有人都不知道，而是防止捐精者和受者家庭的直接识别与接触，防止金钱或者人情或者压力进入供精。
人类的精子库掌握了大量捐精者的个人信息，收集，保存和使用要有明确的目的、必要的范围和安全的措施。
受者诊疗信息，出生后代身份信息不能因“要知道来源”而随意查询或者传播。
这里最易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误解。
一种说法是，保密意味着后代不会有任何相关的信息，另一种则是说，后代只要有要求，就当然可以获得捐精者的身份。
现行制度强调在法律与规范范围之内进行处理，遗传、医学以及身份信息并非同一件事情，能否提供，由谁提供，提供到何种程度，取决于适用规定与程序。
因此，精子库不可私下告诉任何一方要突破双盲，也不可将未经授权个人资料交由第三方。
伦理共识不是消灭所有的冲突。
例如，捐精者希望完全控制样本的去向，受者希望得到更多的遗传背景，出生后代或许关注自己的医学资讯，这些要求都有理由，但不能简单以其中一方意愿压制其他方。
制度采用分层处理方式，先保证医疗安全与个人信息，然后依据知情同意，供精管理规则及相关法律要求处理信息。
谁监督也很重要。
人类的精子库设立审批，执业许可，日常监管，年检，都对应着不同的卫生健康要求，医疗机构也要受到辅助生殖的技术规范以及质量管理的约束。
违规供精，非法购买精源，擅自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超范围用样本时，责任不仅在一个操作人员的身上，也可能涉及到机构管理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
从行业的实践来看，共识形成的不是一句话“以伦理为本”,而是将伦理要求写入准入，告知，筛查，冷冻，发放，随访，信息保管与异常处理的每一个环节。
一般人判断一个事情是否合法，首先要看它是否有精子库资格的机构承接，然后是否有正式的知情同意，筛查以及样本管理过程。
如果承诺私底下指定捐精人，避免双盲，直接买精源，或者说可以帮你突破捐精数量上限的说法都不是行业共识，而是将风险推给了当事人。
遇到这种情况，应当向卫生健康部门反映，非正规渠道不受完整医疗质量保护，也不受同等信息和权益的保护。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不构成医疗建议，所有医疗活动请到卫健委批准的正规医疗单位(人类的精子库)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