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家庭知情权，为何说“知情不代表联系”?
供精家庭可以知道自己在接受什么样的供精服务，但是这个权利不自动包括查找捐精者，获取联系方式或请求双方见面。
关键不是知情权被剥夺了，而是知情的对象与界限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人类的精子库供精服务是基于双盲、保密与知情同意的制度安排的。
家庭需要了解的是供精的来源由人类精子库进行管理，精子的来源经过规定筛查，检测，保存以及使用的程序，医疗机构是如何进行受者评估与辅助生殖的。
这些信息涉及家庭是否了解风险，是否愿意接受供精，也影响到后续病历及出生信息规范记载。
捐精者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工作单位及可识别家庭信息一般不属于受者能够直接获取的内容。
很多人将知情理解为“知道这人是谁”,这实际上将两种不同的权利混淆在一起。
知情同意的解决是“我是否知道并同意这个医疗安排”,联系权解决了“我能不能进入另外一个人的私生活”。
在当前供精管理的框架之下，这两件事情并未被设计为同一件事情。
人类的精子库负责对捐精者的医学筛查，健康评估以及精源的管理工作，对相关资料负有保密义务。
接受供精家庭应通过正规的医疗机构，了解供精的性质，可能的风险，替代的安排以及资料的使用方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这个文件并不是一份“以后找人”授权书。
它确定了受者已经知道供精，受精，胚胎形成以及出生后的信息管理制度的界限。
如果将捐精者的身份直接交付给供精家庭，双盲制度就失去了基础。
捐精者会遭受骚扰，索要，舆论压力，甚至需要承担法律与家庭关系的责任。
受害人家庭也可能会因此被迫面临不必要身份冲突，孩子个人信息也可能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形下扩散。
因此，保密不是掩盖精源的质量，也不是代替某一方逃脱责任，而是将医学协作与私人交往分离开来。
《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还有人类精子库的基本标准与技术规范，对精子的采集，筛查，冷冻样本的保存，使用以及资料的保密都有规定。
供精的医疗机构以及人类的精子库还需要受理卫生健康部门的审批，监督，以及相关年检的要求。具体以国家卫健委和省级卫健委发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受访者可以问的问题，应该是精子源是否来自有资质的人类的精子库，供精项目是由获准从事人类辅助性生殖的医疗机构来开展。
还可以问医疗机构怎么做身份核对，样本交接，使用登记及知情同意，发生样本异常或者健康风险的信息由谁来处理。
这些才是与家庭安全相关的知情情况。
例如，捐精次数的上限，精源的使用上限，样本出入库的记录以及跨省调配的手续，都是机构要按照供精管理规定执行的。
他们的目的是防止同一捐精者的精源过度使用风险，确保样本的来源可追溯，而非为家庭提供识别捐精者线索。
如果后续发生需要核实的医学安全问题，也不代表双方可以联系。
一般由人类的精子库，辅助生殖医院及相关监管部门根据保密制度以及医学需要做资料核对或者风险提示。
必要时，机构可在合法合规范畴内更新健康的风险信息，采取停止使用相关的精源，通知相关的机构等管理办法。
这种处理的关键是保护受害者和后代健康，而非安排捐精者见家长。
有的人会问，孩子长大了能不能知道更多的信息。
这一问题涉及到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个人信息，家庭隐私，人格权益和未来制度的变化，不能用一句话“永远不知道”或者“想知道就可以查到”来概括。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从非正规渠道得到的所谓的捐精者资料，不具备官方证明的效力，也可能包括错误、拼接乃至违法获得的信息。
利用地下供精，个人转让的精源或网络转换身份信息，既避免了筛查与双盲，又可能损害精源的使用上限，样本追溯以及伦理审核。
一旦出现健康损害，亲子关系争执或者隐私泄露，相关家庭难以获得完整机构记录与法律保障。
判断一个机构是否拥有知情权，取决于其是否向受访者说明供精的流程、风险，保密范围，资料管理以及异常情况，而非其是否同意提供捐精者的联系方式
若工作人员以“可以私下了解捐精者”、“可以保证得到详细的身份资料”吸引家庭，应提高警惕，并向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核实精子库资质及设立审批。
知情底线是知道自己接受了什么样的服务，联系的界限是尊重另一个人的不被识别和干扰权。
现行制度中，前者应充分，后者不能以个人要求为突破。
